俄欧关系的症结：是价值观不一致吗？（2） − 社会 − 理论大视野 − 文库 − 宣讲家网

二对于欧洲安全的真正障碍所作的现实分析

欧洲的未来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欧洲人能否在自己家园建立一种有效的秩序？自17世纪欧洲民族国家出现，它们为争夺大陆优势展开激烈争夺。30年战争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促进“欧洲思想”的发展，它认为欧洲因自身特点是一个共同体并主张欧洲统一。18世纪出现前所未有的欧洲政治思想各种流派，提出各种欧洲统一的理论和计划：诸如英国政治与社会活动家佩恩，法国外交家和哲学家圣皮埃尔，法国启蒙主义学者卢梭，德国哲学家甘特。他们的所有方案都提出建立统一欧洲机制。

1815年维也纳会议不仅联合保守君主王朝反对革命，而且在历史上它们第一次表示愿意在欧洲安全与稳定受到威胁时协同行动。但是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愿望无法实现，原因在于欧洲舞台上的大玩家之间矛盾很深。影响欧洲安全最主要因素是维也纳会议之后在许多国家兴起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在德法两国这股情绪具有敌对性质。政治家嘴上所讲的欧洲统一思想变成用于政治目的的宣传工具。

一战及其悲惨后果使陷于软弱无力境地的欧洲政治家极其恐惧，悲观失望情绪弥漫。俄国十月革命以及随后的外国武装干涉和西方的抵制与绝交只是加重欧洲的混乱与动荡。1923年奥地利社会活动家库登霍夫－卡列格在《泛欧洲》一书中，呼吁法国议会接受有关联合欧洲的建议。他主张把欧洲联合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与经济中心以应对三支重要力量———苏联、大不列颠和美国，尽管此人承认为复兴欧洲有必要同苏俄建立关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给予苏联对待联合欧洲的态度以重大影响，特别是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对比评价不高。但是纳粹在德国掌权以及强烈的反苏情绪和统治欧洲的意图，使苏联重视保障欧洲稳定问题，途径是与法国及其盟国接近并实施集体安全政策。1933年12月莫斯科通过决议，预见到苏联有可能加入国联并缔结联合抵御德国侵略的区域性协议(东方条约)。1934-1935年苏联外交积极展开涉及缔结东方条约的工作，同时试图同英国改善关系，并希望与伦敦一起实施集体安全之想法。可是伦敦更热衷于“西欧安全”，倾向于同德国缔结协议并任由柏林在东欧放手行动。

德国迅速占领西欧并转而进攻苏联以及建立反希特勒联盟，这为复兴“欧洲思想”提供条件。虽然斯大林对于在欧洲建立联邦、多边联盟或集团抱有一种戒备心理，可是苏联高层并不排除在战后消除对苏联安全威胁的条件下存在这种可能性。关于这一点英国外长艾登于1941年10月在莫斯科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谈话中提及过。在转交给英国的苏英条约补充议定书方案里讨论了关于战后安全问题，确认“必须建立欧洲委员会作为国际机构，并掌握一定数量军队以作为保障欧洲和平的手段”。

二战结束后发生的事件显然不利于实施统一欧洲的思想。在1945年柏林会议(波茨坦)上盟国间发生严重分歧，此后苏美关系走下坡路。美国愈加经常地把反希特勒联盟称作“可怕盟国”，杜鲁门总统则表示，美国对于“笼络苏联”以及对俄国人妥协而感到厌倦。斯大林也放弃战后同美国合作的意图，加强在东欧的苏联势力范围以应对来自西方的新威胁，并反复强调资本主义就是战争根源的观点。在苏联国际地位上升条件下，西欧公开流露出历史上对俄罗斯的害怕，所以欢迎美国遏制苏联的政策。1946年戴高乐将军提出“欧洲是从斯特拉斯堡至乌拉尔空间”的概念，他认为战后苏联可以平衡美国和英国政策，可是他的主张在大陆反响不大。反苏主义就成为西欧一体化主要动力之一。

法德接近是这种联合的火车头。当然，戴高乐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直认为法国应该利用各种手段，包括同苏联接近以保证自己安全，免遭德国再次威胁。但是，苏联强烈的反西方政策和斯大林低估实力削弱后法国对欧洲事务的影响力，这使戴高乐认为存在着共产主义俄罗斯的危险性。戴高乐认为必须遵循“双保险安全”原则，预防德国威胁的安全保证是由于它被分裂为两个国家，预防苏联威胁的安全保证是因为西德被纳入欧洲大西洋结构。1958年戴高乐重返政坛后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会晤西德总理阿登纳并表示，虽然法国人民不会忘记自己邻居昔日的罪行，可是为了共同欧洲有必要尝试结束过去和两个民族和解。法德关系新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西欧一体化积极发展，最终建立欧盟。

苏联有充分理由认为，欧洲建立的各种组织首先是针对苏联。1947年3月美国出台“杜鲁门主义”，开辟“民主与极权主义”全球对抗的时代，同年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战后欧洲复兴计划，它迅速成为美国反对苏联争夺欧洲的经济手段。但是，莫斯科最担心的是北约组织建立和美国力图使西德加入该组织 (1955年西德成为成员国)，自然把这种事态理解为是建立军事政治反苏集团。北约领导人关于北约联盟目标的声明并没有唤起乐观主义情绪，包括北约首任秘书长英国将军伊斯梅尔的著名表述：“要美国人留在欧洲，要德国人低头，要俄国人退出欧洲”。在莫斯科看来所谓欧洲联邦口号就是呼吁消灭苏联在中东欧的势力范围，就是推行旨在孤立苏联的政策。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出现短暂的有可能结束冷战的机会。在1954年1～2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柏林会议例会上，苏联主张和平统一两个德国，提出建议签订全欧洲集体安全条约，据此可以结束欧洲相互对立国家军事集团。西方认为拥有对抗苏联的联合手段(北约)，拒绝苏联的倡议。1954年3月末莫斯科宣布，一旦北约放弃自身侵略性质，它准备考虑苏联加入北大西洋条约的问题。西方对苏联的行动反应冷淡：根据北约成员国意见，苏联加入不符合该组织的宗旨。

期待欧洲“痊愈”的短暂时刻消失：美国和西欧不想看到同苏联在一起的统一欧洲，莫斯科的反西方情绪也活跃起来(在1955年成立华沙条约组织)。赫鲁晓夫公开表示，西方永远不要指望莫斯科放弃自己“思想体系”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在60年代初期苏联外交开始寻求解决欧洲安全的新办法，特别是认识到1957年建立的欧洲共同市场变成大陆的经济政治现实。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苏中关系恶化导致苏联外交开始更加注重捍卫本国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条文。

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深刻地影响到国际政治，迫使两大集团在相互关系上变得更为理智。苏美形成的战略关系与苏联开发空间的成就，具有重要“镇静” 意义。由于担心挑起国际冒险会遭到可怕报复、美国在越南战争(1965～1973年)失败和苏联1968年出兵捷克，这使苏美在国际舞台表现出现实主义态度。在欧洲出现特别明显的变化：1966年戴高乐访问苏联为苏法接近铺平道路；1970年苏联和西德签署莫斯科条约，双方确认欧洲所有国家现存边界的领土完整；1971年苏美英法签署西柏林协议为调解在相当长时期作为冷战对抗主要死结问题提供可能性。“缓和时期”主要成绩就是苏联于1966年倡议召开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提议得以实现。

1975年8月1日在赫尔辛基签署会议最终文件，这为欧洲历史上解决大陆安全问题奠定基础。它不是基于集团而是邀请所有欧洲国家通过外交手段调解分歧与冲突，但是克服欧洲分歧的事业很快中断，罪魁首先是苏美关系恶化。美国的主要责任在于卡特总统积极谋求争夺缓和进程的主导权，苏联的责任则是1979 年出兵阿富汗，这一行动不仅加剧苏联同西方国家矛盾，而且使苏联在“第三世界”威望下降和苏联模式吸引力严重受损。

在苏联内部形势恶化条件下，戈尔巴乔夫宣布“改革”经济与社会生活以及对外政策。对待国际关系的新看法不是基于力量平衡，而是利益平衡，对外政策领域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价值的优先权。戈尔巴乔夫提出“欧洲大厦”思想是这一路线在欧洲问题上的反映。在1987年3月苏共政治局会议上，他表示“缺少西欧这个伙伴，我们不能做成任何事情”，包括解决苏联内部问题，诸如需要利用西欧国家科技成果。戈尔巴乔夫不仅在同西欧和美国领导人谈话中，而且在公开演讲中都坚持“大厦”思想。例如在1989年欧洲理事会议会全体会议上，他表示“现在该是结束冷战的时候，过去把欧洲看作是争夺势力范围的对抗舞台”。按照他的话说，“全欧洲大厦”理念要排除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可能性，首先是战争，这一理念提出“要用克制理论代替遏制理论”。

戈尔巴乔夫多次对欧洲问题发出积极倡议，在西方被当作是苏联实力与影响衰落以及莫斯科准备为拯救现存制度而对西方做出重大让步的证据。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外交，利用苏联政权软弱，争取以有利于自己方式解决统一德国问题并纳入北约。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也受到西方摆布，东欧国家领导集团失去苏联军事政治支持而纷纷失败，最终导致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为了给戈尔巴乔夫的“药丸甜一些”，西方政治家用一些好听的宣言欺骗世人，即统一后德国不会造成北约向东欧扩大。

苏联解体后，西欧国家对于倒霉俄罗斯的态度不再克制，并同美国分享冷战胜利。虽然通过新欧洲的巴黎宪章(1990年11月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参与国最高级会晤成果)，其中包括对于赫尔辛基最终文件原则的尊重，规定“安全不可分割，一个参与国的安全与所有成员的安全密不可分”，西欧国家提出条款，要让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变成能够对于其他国家内部事务实行干预的单一机制，主要是针对后苏联空间。

中东欧国家的意图就是如何尽快摆脱东方威胁和加入“文明世界”，这使美国及其盟国实现北约东扩的任务变得容易，这样做的目的是建立“防疫线”以预防 “无法预测”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建议没有被考虑，特别是1993年夏叶利钦总统对波兰总统瓦文萨表示，波兰加入北约是波兰主权范围的问题，而不是俄罗斯的问题。华盛顿考虑到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是俄罗斯加入北约的支持者，或者是与北约同时建立另一个全欧洲安全结构，尽管是形式上，可还是反对缺少俄罗斯参与之下而扩大北约。

由于欧洲和世界地缘政治根本变化而出现欧洲安全结构的变形，这引起“排斥俄罗斯”的政策死灰复燃。在1996年普里马科夫出任外长之后，俄外交认识到北约扩大无法阻挡，试图尽力减弱这种进程的不良后果。1997年5月在巴黎签署俄罗斯与北约基本文件，其中郑重宣布俄罗斯与北约“不把对方视为敌人”。文件具有条约性质，据此北约保证不再把现有军事力量部署到北约新成员领土上。但是没过几年，华盛顿宣布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领土上部署5

000军事人员。在签署这一文件前美国高层人士宣称，北约接受原苏联共和国对俄罗斯而言是重要转折。虽然做出相关保证，这种事情又在波罗的海国家发生，还出现试图接纳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事情。

1999年11月欧安组织伊斯坦布尔峰会上通过欧洲安全宪章，并且在车臣问题上对莫斯科让步很小，欧洲外交力争让俄罗斯承担国际义务而必须从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撤出军事力量。北约的战略理念在1999年4月轰炸南联盟时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同1991年类似理念相比似乎缺少重大差别，可它还是包含三点重要差别：北约捍卫所有成员国自由与安全的宗旨并不以联合国章程的原则为基础；在列举威胁北约利益的清单时，要争取使社会经济改革失败国家的内部政治形势急剧恶化；最后表明“北约仍将是吸收新成员的开放性组织”。

2001年九一一事件使美国经受政治和感情上的强烈震动，好像它有可能会走上集体合作以保障国际安全的道路。普京总统不顾俄政界大多数人情绪而公开支持美国，以此期待获得对方善意的回报。普京决定在阿富汗问题上帮助美国，允许美国军事基地和人员部署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并提供俄罗斯军事援助给予同塔利班作斗争的阿富汗“北方联盟”。普京有关从古巴卢德斯和越南金兰湾撤回重要战略军事基地的决定在俄罗斯褒贬不一。俄罗斯试图恢复因北约轰炸南联盟之后一度冻结的双方关系。2002年5月在罗马举行俄罗斯与北约峰会标志性成果是建立俄罗斯和北约理事会，以此作为在欧洲－大西洋区域安全问题上双方协商、共同合作、共同决定、共同行动的机构。但是至今该理事会具有装饰性质，并不能保证俄罗斯对北约行动的现实影响。

俄罗斯高层希望同西方拉近关系的做法遇到华盛顿的不友善，它在很多方面利用“美国悲情”强化自己对外政策的霸权意图。小布什总统使用武力原则取代国际法，排斥联合国作为协商机构的作用，开始改造北约战略以便于在北约范围之外使用武力。对于俄罗斯善意行动的回报有如下做法：美国退出反导条约，伊拉克战争，西方主要大国积极支持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发生的“颜色革命”，加紧实施吸收基辅和第比利斯加入北约的计划，指责俄罗斯搞“能源讹诈”。

普京在2007年2月“慕尼黑演讲”称美国是世界秩序复杂化的主要设计者，这种秩序的特点是过多地使用武力和愈加蔑视国际法基本原则。他特别指出，不允许利用欧洲大西洋联盟和欧盟取代联合国的企图。普京提出一个直接问题：扩大北约进程是反对谁，包括部署与保障欧洲安全没有任何关系的反导设施，欧安组织的角色是什么，难道试图要把它变成为“粗野的工具”以保障一些成员的利益和干涉另一些成员的内部事务？

2008年8月俄罗斯与西方之间严重不信任暴露无遗。此时格鲁吉亚确信反俄路线会得到华盛顿和欧盟无条件支持，所以对南奥塞梯采取攻击行动。俄罗斯反击行动引起西方国家猛烈抨击，它们指责莫斯科恢复“帝国政策”和冷战思维。俄罗斯高层在高加索危机中发现自己判断大体准确，即在最近20年里欧洲安全在各个领域都已严重动摇，并且需要尽快“修理”。俄罗斯外交特别注重梅德韦杰夫总统在2008年8月前二个月提出关于缔结欧洲安全法律义务条约的想法。可是这个倡议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积极回应，尽管因奥巴马总统宣布“重启”政策而降低抨击俄罗斯的声调。然而，副总统拜登非常直白地表明美国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欧洲不需要新的条约和机构，因为“考虑到我们面对的威胁已经出现变化的特点，美国计划建设更加安全的欧洲，在这种情况下要遵守类似北约和欧盟这样的现行机制的基本原则”。

2010年俄罗斯对外政策出现例行调整，试图在同西方关系中确定新的“游戏规则”，以此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利益，考虑同美国和欧盟拉近关系以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保证国家现代化方针实施。在对待北约的立场上出现重大变化：在梅德韦杰夫关于2010年11月里斯本举行俄罗斯与北约理事会会议成果的声明中讲到，尽管现在俄罗斯领导集团还没有看出接纳俄罗斯加入北约的条件，鉴于北约出现的变化有能力使双方结成更紧密合作关系，可能会出现一种坦诚相见的局面。

然而，西方领导人在向俄罗斯示好的同时，追求疏远俄罗斯的目标。2010年10月梅德韦杰夫在同萨克齐和默克尔会晤时，法国领导人回避欧洲安全问题，却大谈特谈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可能联合的领域，诸如俄罗斯资源丰富、制裁伊朗、寻求调解巴以冲突的途径。在里斯本聚会时，华盛顿及其盟国特别强调阿富汗问题，试图使俄罗斯－北约在这个国家的协同行动具有双方合作主要方向的特点。可是它们在阿富汗问题上施加“压力”会使俄罗斯陷入一种尴尬处境，因为它既是集体安全条约成员又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俄罗斯宣称，客观现实本身为俄罗斯和北约结成伙伴关系创造条件，这些声明并不能安抚国际舞台上的其他大玩家。选择在这些领域展开合作，诸如阿富汗、伊朗、近东、关于俄罗斯参与欧洲反导体系进一步对话(自然是防御东部和南部的威胁)，这会在伊斯兰世界造成一种俄罗斯要加入西方反穆斯林战略的固定印象。印度和中国也会产生忧虑，它们看到俄罗斯与北约接近包藏着西方国家试图拉拢俄罗斯以压制“亚洲复兴”。2010年10 月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和欧亚研究中心合办“俄罗斯对内对外政策调整：前景与对策”研讨会，中国学者提醒俄罗斯领导集团在对待西方关系时切勿匆忙行事。理由在于，“俄罗斯将重蹈覆辙”，鉴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执政初期实行倒向西方的对外政策方针，导致“苏联解体，1998年金融危机和颜色革命”。

同样俄罗斯内部在实施新的对外政策上缺少共识。有一种观点广为流行，即根据当局的这一看法，如果认可俄罗斯加入北约可能性，就是以此鼓励美国要把北约变成为世界安全体系基础的方针，并在事实上终结梅德韦杰夫关于建设欧洲安全新结构的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