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缘政治：世界格局的变化与未来（2）

二 国家身上的金融化烙印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是人们用于概括过去30年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的三个主题词。其实，“全球化”不过是世界体系的别称，而“新自由主义”则是偶领风骚的时尚意识，真正能够体现这个世界本质变化和现状的就是“金融化”。在一定意义上说，金融化是推动当前国际格局变化的深层因素。

关于金融化，有着不同层次的不同认识。有的学者把金融化局限在金融体系内部，认为金融化是指由于无数金融工具爆炸式增长导致的资本市场型金融体系逐步主导银行型金融体系的过程;有的则认为金融化是生产模式的变化，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的过程;更综合的看法是，金融化不仅是经济学概念，也是政治学概念，它体现了食利者阶层势力扩张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变化，金融化是食利者阶层政治、经济势力不断增强的过程。然而，更加重要的是，金融化是一种全球性的政治经济趋势，它体现在金融强国不断利用金融工具和货币体系去支配制造业国家和资源国家，以保持其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简言之，所谓的金融化，就是金融逐步主导经济，进而影响政治和社会乃至左右国际关系的过程。

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体，金融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国家的侵蚀，最突出的就是使国家利益的金融化。国家利益的金融化是指国家利益被金融所主导，金融利益成为国家利益的主要表现形式。由于国家利益概念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最重要却又存在最多争议的概念，为了避免陷于无谓的争论，我们可以把国家利益视为包括物质和精神等多种要素组成的整体框架，看看金融如何影响并改变了这些国家利益的要素。

金融化改变了国家安全的外在形式与主要内涵。以往国家安全主要体现在空间安全上，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外敌的入侵。在金融化时代，危及国家和颠覆政权的威胁更多地来自金融危机的冲击。据近年对金融危机的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金融危机将转化为银行危机，而银行危机又将转化为财政危机，随之可能导致政府危机和爆发社会总危机，导致政府垮台。从1970年以来，全球至少发生了15次引发广泛危机的金融崩溃事件。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已经有多个国家破产或瓦解，许多国家陷入民众上街、政府倒台的社会危机之中。即使在金融上强大的美国也时刻提心吊胆地提防着可能致使美元崩溃的金融攻击。毫无疑问，如今的国家安全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安全，金融化不仅增加了国家安全的新方向，亦成为其新的焦点。

财富是国家的另一项重要利益。在金融化之前，国家财富的主要形态是土地、资源、物产和商品等有形物质，现在国家财富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货币、债券、股票等金融化的财富。尽管金融化的财富本质上只是资源的倒影，但却容易被转移和剥夺。因为这些金融化的财富往往由国际储备货币来计价，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国已知的外汇储备的最新统计，其中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61%，欧元占27%，余下的主要为英镑和日元。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可以通过增发货币、调整汇率等多种手段造成本币贬值以实现对其他国家利益的侵占。特别是开放的金融市场和现代信息手段为迅捷地在国家间转移财富创造了条件。财富在今天，既不是亚当 斯密的“一个社会中土地和劳动力的年产量”，也不是罗伯特 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任何可以带来收益的东西(资本、土地和劳力)”，而是“可买卖的获得满意的手段”。这种抽象的、脱离了泥土气息和流水线喧嚣的财富——金融资产，可以在一瞬间离开一个国家，只留下混乱和贫穷。在金融化时代，国家完全可能出现铜墙铁壁犹在而财富尽失的现象。

主权独立是国家基本利益。如今，虽然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仍然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但是除了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国家以外，大多数国家却无法完全掌控自己国家货币的汇率、利率和发行量，并因此承受着国际货币市场波动带来的汇兑损失和金融风险。更何况在金融危机时受援国家要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让渡的部分国家主权，平时各国中央银行则必须跟随美联储升降息的消息采取相应措施，这些都说明控制供给货币体系的国家对其他国家主权范围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乃至国防政策都具有超出武力之外的控制力。就像有的国家财长所说的那样，“我只是我们国家的半个财长，另外半个在华盛顿”。更重要的是，货币资本的全球流动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赢利方式，资本的跨国界流动不断消解着国家的货币主权和经济主权，使国家只能按照金融资本的分工去扮演产业链上的指定角色。

除了国家利益金融化的趋势外，金融化对国家力量也产生着重要影响。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备、国民精神和政府素质等因素的影响，而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国家力量的主要部分。

作为在世界上占据一定空间的行为体，国家无可置疑地对所属空间拥有主权。然而，欧洲国家颠覆了它们最先倡导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框架——在欧盟国家之间主动放弃了彼此的国家边界，建立了一体化市场，统一了货币，签订了可以使人员、物资跨国自由流动的《申根协定》。欧盟现象模糊了传统主权国家的空间边界，对地理历来是国家力量根基的观念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其实欧洲国家之所以让渡国家主权，这与应对美国和美元的压力直接相关。欧洲国家认识到，欧洲必须联合才能在这个充分金融化的世界上成为有分量的成员。以欧洲为榜样，许多地区也在或快或慢地推进经济一体化和货币整合。有趣的是，每遇到一次全球性危机，这种区域整合的进程就会加快。尽管世界其他地方没有欧盟走得那么远，但却趋势一致。

另一个与地理有关的现象是“以土地经营权换发展”——发展中国家在近50 年里建立了总量不容小觑的经济特区或开发区，这种由国际资本直接投资推动的“空间支配权转移”现象显示，地理因素稳定性正在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转移和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所撼动。此外，在金融市场支持下发展起了现代信息和交通技术，互联网和航空航天技术不仅使世界经济连为一体，也消解或降低了地理因素在国家安全上的作用。以往难以逾越的山脉、海洋在远程轰炸机、洲际导弹、太空平台和网络面前，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屏障作用。尽管地理因素对战争成本和制约军事力量使用仍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但与马汉、麦金德时代相比，地缘因素的作用却已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

制造业是美国立国的根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巅峰时期，美国制造业占到世界制造业份额的40%。当时的美国金融主要是为需要大量资本的现代工业和服务业提供资金，金融嵌入在产业网络中，从属于实物生产经济部门。直到1966年，据美国的经济统计，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占到80%，无关的只占20%。到1976年，美国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量下降到20%，无关的则上升到80%。而到现在，与生产流通有关的金融交易量不到1%。从1995年到2007年金融利润在美国企业总利润的占比中膨胀了300%。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向国外转移，大量传统工业企业纷纷进入金融服务业，美国最著名的工业企业通用电气公司在2009年的报告中称：过去10年来，有超过一半的公司收入来源于金融服务。金融化把所谓“新自由主义盒子”扣在美国经济之上，全面推进“全球化”、“小政府”、“弹性劳动力市场”和“摒弃充分就业”的经济政策，膨胀了虚拟经济，压制了实体经济，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削弱了国家力量。奥巴马总统上任后，多次呼吁美国的再工业化。然而在金融资本集团的全力阻击下，这种呼呼只能止于呐喊。

为战争融资一直是组建国家的首要推动力。即使在当代，国家依然摆脱不了为战争融资的宿命。对战争如何影响已经金融化的国家，最经典的就是斯蒂格利茨和比尔米斯关于伊拉克战争对美国影响所做出的分析。他们的重要贡献不是发现伊拉克战争是一场花费了“3 万亿美元的战争”，也不是全球性的金融市场使国家很容易筹得战争费用的观点，“在现实世界中，打酱油的钱可以用来买醋：弥补美国巨额赤字的贷款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化为战费”。他们的关键结论是，这场发生在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迫使美联储降低利率、增发国债，导致美国赤字扩张、经济减速，从而引发了2007年底发生的次贷危机，并最终导致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战争的经济代价需要美国几代纳税人来偿付。金融化使国家易于透支，这可以使它们能够维持庞大开支的军事力量和进行天价战争。“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发生在美国的危机证明，金融化是国家力量所在，也是灾难所在。

此外，对于厌恶风险的金融资本来说，非对称的军事力量造成的伤害可能造成资本的“羊群效应”。于是一个很小的跨国组织可以对拥有世界最强大军力的国家造成巨大的安全威胁和经济破坏。尽管军事力量在国际社会中仍然充当着终极法庭的作用，然而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却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金融化使国家更脆弱。与国家利益形态和国家力量变化相应，国家行为也出现了变化，这可以在国家领导人的行为中体现出来。如果我们翻检一下近年来各国特别是大国领导的峰会新闻——不论是全球性的二十国集团(G20)会议，还是地区性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欧盟领导人峰会——都不难发现，尽管各国首脑仍会谈到控制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等一些政治、军事问题，但他们谈论更多的或更感兴趣的显然是经济议题。大国、小国的领导人似乎全成了国家的首席执行官(CEO)。他们专注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关注吸引投资，开辟市场，在他们出访团队中更多的是企业家和金融家。最近，他们又关注于利率调整、汇率变化、股市涨跌、流动性过剩与不足、赤字与盈余、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美联储二次量化宽松(QE2)的影响等，金融问题越来越多地占据了国家领导者视野的中心，日益成为“首脑级”的高政治话题。

除了对国家的影响以外，金融化通过创造全球舞台新的主体，扩展着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首先是那些可在资本市场翻云覆雨的金融机构，它们可以操纵大宗商品价格，也可以玩弄股指或期指，还可以通过发布国家信用评级来引起市场震荡，造成国家经济基本面大幅波动和投融资环境的变动，对国际政治可产生重大影响。2008年俄格战争后，石油价格剧烈波动，使俄罗斯经济受到重大影响，这无疑对俄罗斯当时正趋强硬的外交立场起到了牵制作用。此外，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开始更多也更直接地介入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从2011年年初以来发生的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政局动荡中可以看出，这些利益诉求复杂的非政府组织如果与富可敌国的金融力量相结合，就可能成为力可敌国的政治力量。例如，给美国和多国政府造成不小麻烦的维基解密，其背后的支持者就是一家德国的基金会。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金融化在国家身上留下了金色的印记，开启了国际关系金融化的过程——币缘政治逐步走上了国际关系的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