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缘政治：世界格局的变化与未来（3）

三 未来的焦点与走势

认识未来世界格局变化，关键在于抓主要矛盾。通过对历史和现状的阐释，人们不难认识到，国际货币体系特别是货币的本位制，对世界体系即世界基本秩序的建构与稳定运行具有重大意义。正是由于美元本位制的危机，使二战以来大行其道的自由市场和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遭到质疑，危机冲击了全球开放的贸易体系，撼动了国际秩序的基础。

危机当头，各国固然需要协调政策应对眼前的挑战;但是人们心里清楚，现在也需要对危机后的世界秩序进行设计与安排了。与经常成为新闻事件的核武器试验或是偶尔成为广泛议题的气候变暖相比，国家间的贸易争端、汇率升跌、货币增发与贬值、主权债务等才是决定世界之舟航向的洋流。由于国家利益的高度金融化，金融杠杆左右着全球资源的配置和利益的分配，未来国际关系的矛盾将会围绕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展开，其焦点是——恢复原有的秩序还是改革旧秩序? 其本质是一个币缘政治问题。

2011年1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书面采访时谈道，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历史的遗留，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弊端，与经济金融全球化发展已不适应，未能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中的地位变化，亦难以应对大规模金融活动中存在的风险和国际金融危机挑战。因而，需要进行改革。中国的看法在西方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显然，作为至今控制国际货币体系的国家，仍然希望能够恢复和维持已经深陷危机的传统国际货币体系。曾经从改变银本位制、金本位制而获得过世界主导权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比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更加清晰地知道，国际货币体系的改变最终将改变整个世界。

恢复还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事关重大利益。处于原有体系中不同地位的国家会有不同的态度，即使西方国家因其利益的差异，意见也各不相同。目前，全球的货币利益主要由美欧两家分享，但份额差距很大。由于欧盟国家已经组成了内部贸易量占到70%的欧元圈，希望通过限制美元资本的扩张、缩小美元在国际货币储备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欧元在全球货币储备中的份额。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都鲜明地表达过必须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意愿，但他们只是希望按照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对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模式进行改造。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是帝国那样严密的政治实体，而是一个“有异于帝国、城邦和民族国家”的经济实体。不同的金融资本集团控制世界经济体系运行，控制全球资本投资、产业分工和世界经济体系剩余价值的分配。在利益高度金融化的今天，美元、欧元金融资本集团之间这种此消彼长的竞争，无疑会弱化美欧间传统同盟关系，使大西洋两岸的“表兄弟”彼此渐行渐远。

从传统的地缘政治角度观察，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着诸多结构性矛盾——有着严重的贸易顺逆差，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以及不同的文化传统与文明特征，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对美国传统大国地位构成了挑战，美国则支持台湾当局使中国继续分裂。此外，中美两国间还存在着历史的宿愿。可是从币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实际上处于美元圈体系的中间地位。这首先是一个水平空间的概念——环太平洋地区就像一个“美元湖”，囊括了中国的主要市场、主要贸易伙伴、主要外汇储备的来源和投资的去处，也包括资源产地和通道，这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空间。然而，更重要的是，这还是一个立体空间，反映出产业结构中的垂直分工——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在美元体系中占据着产业链的中间环节，基础端是提供资源的国家，而作为消费-金融大国的美国则处于美元体系的高端，一方面它消费着中国制造的大量廉价商品，另一方面还需要中国提供大量的净储蓄——即从资本项下流入美国购买各种金融产品的贸易盈余。前者保持了美国低廉的物价，保障了高失业率下美国社会的稳定;而后者则是美国得以长期维持赤字财政和主要的生财之道。在美国的主导下，环太平洋地区逐渐形成了由消费国家-制造国家-资源国家构成的“美元币缘圈”。美国的职责是维持这个体系运转并从中获利，过去30 年，中国在这个“美元币缘圈”体系中实现了发展。于是，两国间形成了奇特的“非敌非友、亦敌亦友”的关系，这是中美“斗而不破”的前提。以传统框架无法解释今天的中美关系，同样令美国人感到困惑，“利益攸关方”、“中美国”、“两国集团(G2)”等名称，就是美国官员和学者之间试图概括的中美关系命名竞赛的部分成果。

不可否认，在币缘圈的产业分工链条的上、中游之间难免存在着利益冲突。作为制造业国家，中国希望争取商品定价权，希望保证贸易盈余投资的安全，作为大量资源的用户，中国也希望有一定的资源定价权，买什么什么就涨、卖什么什么就跌的情况对中国显然不利。在目前的体制下，美国既控制着商品定价权，又通过大宗商品的金融市场对资源价格进行控制，还要通过发行货币和金融衍生品占尽金融利益，这种两头通吃、赢者通吃的旧制度，肯定会受到制造业国家、资源国家及欧洲这样的消费-金融国家的反对。所以，不管美国愿意与否，旧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恐怕不改不行。然而，与欧洲不同，中国现在并不希望彻底拆散美元币缘圈，或者掀翻“美元湖”，中国目前还没有分享全球金融利益的能力与意愿。那么中国要什么呢? 其实，中国的目标有限，就是雅尔塔体系中曾经允诺中国的那部分安全势力范围和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的利益。这就是中国战略学者所说的“地区性守成”。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正处于上升期的国家要“守成”尤其不易。其一，“成”果并未入我囊中，还需争取。其二，刚刚重返大国俱乐部的中国，尚不能敏感地去感受自己的战略或策略的调整会在多大程度上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应，尚不会“守”。因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在其他大国出牌后再决定如何出牌。

2010年，在东北亚和南海地区先后出现了紧张局势，美国高调“重返亚洲”，以经济合作为基调的中国与东盟、中国与日韩关系发生偏转，领海、领土的传统争端成为西太平洋区域的主导话题。对美国亚洲战略的调整，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大国心深如海，其行为背后自有复杂的动机。如果我们尝试以币缘政治的视角观察，就会发现从2010年1月1日启动的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和货币互换以及随后中、日、韩三国总理商议三国自由贸易区和货币互换，东亚地区加快区域经济和货币整合的步伐，无疑将瓦解环太平洋地区“美元湖”。而这正是美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美国必须重返亚洲，以遏制美元体系中的这种“分离主义”倾向。在曾经与美国同舟共济的欧洲人看来，美国是一头大象，它有意或无意地屁股一歪就可能打破平衡或改变格局。可能在国务卿希拉里看来，正与美国“同舟共济”的中国也是一头大象，而这头大象似乎也正有意无意地改变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反作用力等于作用力，强国习惯用肢体语言传达信息，受到挤压的中国要理解背后的信号。

需要看到的是，国家吹响的常常是音调不定的号角。这是因为在任何时候国家都不是铁板一块，代表着不同人群的各个利益集团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和采取不同的行动。从20 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产业资本逐渐式微，表现为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和金融资本的膨胀。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8年全球商品交易额为15. 77万亿美元，而国际货币交易额高达700万亿美元。华尔街金融资本集团已经成为这几十年间美国国家利益的主导力量。在金融化时代，国家需要世界性的大金融机构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提供资本，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配合，仅靠政府信用难以实现在世界范围的大规模融资，获得推进经济发展、改革福利政策和进行军备竞赛及战争所需要的资金。然而，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支持，金融机构也将失去对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的影响力。这种国家与金融机构相互依赖关系的长期互动，就形成了与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军事-工业联合体”相似的权力中枢——“金融-政治联合体”，如果用地理概念表述，就是“华尔街-华盛顿共同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资本集团受到重挫，“金融-政治联合体”受到削弱。以“改革”为旗帜而成为总统的奥巴马，在国内和国际的政策上开始改弦易辙，强调就业与再工业化，对人民币汇率施加压力，更多关注着产业资本集团和一般民众的利益。然而，金融资本仍然是美国利益的主导者，它需要维持稳定的美元币缘圈，需要中、日、韩等国持续的净储蓄的流入。因此，在环太平洋地区需要保持可控的紧张，既要防止日、韩的离心倾向，巩固美日、美韩间的同盟关系，同时，又绝不能把中国驱向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因为美国很清楚，以目前亚洲地区的政治文化生态，亚元圈还是遥远的海市蜃楼。但如果让中国与欧洲进行整合，就可能在欧亚大陆甚至是欧亚非大陆上形成巨大的非美元币缘圈，这不论是从地缘还是从币缘来说，都是美国真正的梦魇。对美国来说，欧元构成的外部制约可能与其产生核心利益相冲突，而美元币缘圈内部利益和权力分配是“共生体”内转移支付式的利益调整。因此，两个赌场争利的美欧矛盾将难以调和，甚至有激化的前景。而在同一币缘圈内部的美中之间将难有战争，只有强硬的讨价还价，包括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同理，欧元圈也需要中国等制造业和资源类国家的加入，在这些国家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却有着让权力回归平衡的共同利益。对币权的角逐，正在重塑国际政治的格局。

可以预见，如何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以适应变化的世界格局，已经成为未来大国间政治的焦点。用币缘政治的框架分析主要大国在焦点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有利于我们预见世界大势的发展。更具实践意义的是，在未来世界格局的博弈中，我们就知道能够做些什么和不做什么——积极参与其中的改革，而不是取而代之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