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思考一个以地方政府为例的腐败—调查博弈，在此博弈中参与者1是个级别较低的官员，他可以是清廉的或是腐败的；参与者2是地方上的党委书记，他能够决定是否查处参与者1。在这里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解释：第一，一些政府机构如纪委、检察院和法院都负有调查腐败的任务，公众也可以通过热线或网络检举腐败行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许多案例和研究表明地方党委——地方党委书记领导下的党委，不仅能左右腐败案件的查处次序，也能决定腐败调查、公诉和惩处所需的人力和物力。党委也会通过组织人事来达到对纪检部门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对腐败查处的决定通常是由党委内部决定的，其批准与否对腐败查处过程的每一步都至关重要。此外，鉴于中国政治体系的威权性质，党委书记通常是地方党委里最重要的角色。所以，为了简化博弈，我们假定地方党委书记有调查其下属是否腐败的最终决定权。第二，我们假定书记与反腐工作人员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假定书记一旦决定查处腐败行为，纪检部门就会全力以赴，考虑到党委书记的权力很大，我们做这样的假设也是合理的。塞贝利斯在回应一些学者对他的犯罪模型的批判时证明了，增加一个第三方参与人不会改变模型的主要结论。因此，本文自始至终将博弈定为二人博弈。第三，因为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遏制官员腐败，因此文中的模型没有作为第三方博弈人的行贿者。因此，这个简单的二人博弈很好地模拟了没有行贿人时的贪污情况。表2列出了博弈双方的四种收益情况。
如果书记发现其下属官员有贪污腐败的，他将会惩处这些贪腐官员，决不心慈手软。检举腐败官员对政府和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而腐败未得到查处不仅对社会不利也会使书记感到负疚，因此，对书记而言，a2>b2。
假设地方党委书记总会力惩腐败可能有些夸张了，正如有些文献研究指出的，上级领导更倾向于包庇其下级的过错。然而，在这个基本模型里，我们想重点研究惩罚对腐败和反腐败的影响，而不去考虑执法者的正直与否。我将在下文讨论有违假设1的情况。
假设2：b1>d1
腐败对下级官员是很有吸引力的。对一个官员而言，如果其腐败行为没有败露，那么腐败的收益显然要大于清廉。
假设3：d2>c2
查处腐败是有成本的。如果书记错误地查处了一个正直的官员，那么书记的利益是要受损的。不去查处一个正直的下属是个更好的选择。
假设4：c1>a1
对腐败的惩处会给下级官员带来损失，因此假定下属知道书记有查处腐败的决心，那么对下属而言清廉要优于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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