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大调整、大动荡、大治理下的世界（2）

第三，中日关系出现危机，但仍处于可控范围。2012年9月，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完成了“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将其所谓“国有化”。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了强烈愤慨，民间的反日情绪一度高涨，导致了中日关系再度紧张，引发了一场中日关系新危机。此后中国加大了对钓鱼岛的巡航力度，并从原有的舰船平面巡航升级为舰船与飞机结合的立体巡航。日本海上保安厅舰船和海上自卫队飞机则对中国巡航的舰船和飞机进行拦截。紧张局势表面上看似乎有所缓解，但事实上则蕴含着潜在冲突的可能。在自古为中国领土的钓鱼岛问题上，中日间争端再起并演化成危机，深刻反映出中日关系的复杂性、敏感性和脆弱性。无论是民主党还是重新执政的自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在钓鱼岛归属问题上有恃无恐地挑战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意志，无疑是导致地区紧张局势的麻烦制造者。而美国宣称钓鱼岛问题适用《美日安保条约》，主动介入，则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化。尽管如此，在处理钓鱼岛问题上，中日双方针锋相对，时有险象环生的局势出现，但基本都在可控的范围。然而，2012年因钓鱼岛问题导致的中日政治关系紧张，也打破了以往“政冷经热”的一贯传统，呈现出“政经皆冷”的局面，1—9月双边贸易额下降了1.8%[7]，此后依旧没能阻挡这种下滑势头，到年底总体下降3.9%[8]。中日经济的依存度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由原来的中国高于日本变为日本高于中国。有学者指出，“作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对华贸易占日对外贸易总额的25%左右，而中国对日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10%，二者相较，日本对华的贸易依存度更高。此外，中国对日出口多为低附加值产品，利润有限；而日本对华出口多为高利润的产业链上游产品。这意味当前中日双边贸易总额呈下降态势，这不利于日本国内经济的发展”[9]。还有分析认为，“中日的进出口贸易曾在2003年帮助日本避免又一场经济衰退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自2003年以来中国向日本的经济增长贡献了35%—80%的推动力。如果日后中日贸易继续恶化，日本国内的经济恢复情况或将延迟”[10]。可见，尽管2012年重新夺回执政地位的自民党，特别是有着“自民党最右翼”之称的首相安倍晋三不断发表对华强硬的言辞，其政策也可能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倒退，但是，考虑到中日互惠能给日本带来的益处，相信中日关系虽然在很多问题上极有可能演化出新的问题，然而还不至于走上彻底决裂的道路，仍必将在复杂的斗争中有所发展，最差也会维持在一种“低温不结冰”的状态。

第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取得新进展，成为国际社会的协同力量，有效地平衡西方大国势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012年12月21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记者有关中俄关系的提问表示：“中俄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已进入互为重要发展机遇，互为主要优先合作伙伴的新阶段。中方愿与俄方一道，切实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各项合作共识和协议，不断加大相互政治支持，持续推进务实合作，特别是在能源、投资、航空航天、地方、高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密切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这种回答绝非一般的外交辞令，确有深刻的内涵。2012年再次当选俄总统的普京，在上任不到一个月就访问了中国，并在一天之内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进行了两次会晤，这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外交礼节，而是有着极为深刻的内涵。此后9月在俄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的APEC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再次在与普京总统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晤，双方就中俄关系及当前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除了两国国家元首的会晤外，中国总理温家宝、副总理李克强也都访问了俄罗斯。而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3年1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举行中俄第八轮战略安全磋商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时强调，坚定不移地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除了高层接触外，中俄在能源、经贸和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也在2012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在一些国际重大安全问题上的协调也有所加强，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因此，总体上中俄两国关系呈现出“层次高”、“合作深”和“互为重”的总体发展特点。特别是在国际安全领域已经形成了一股协同力量，在平衡西方主导的重大国际安全问题上发挥着重要影响。

此外，2012年美国与欧洲主要国家以及欧盟的关系，集中反映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货币战争”上，双方为争夺货币主导权和虚拟经济利益的竞争十分激烈，但政治上仍处于相对一致的框架之下，在应对世界其他地区重大安全问题上，协调和配合机制较为顺畅，甚至反映出欲追随美国的步调计划实现“战略东移”的趋势。美日关系因中日间钓鱼岛问题走得更近，这一方面是美国“再平衡战略”需要所导致的，也是日本寄希望依靠美国借力上位的一贯思维使然。日俄关系因“北方四岛”（俄称“千岛群岛”）争端一度紧张，但至年底有所缓和，12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一致同意推进有关签署《日俄和平条约》的事务性工作。安倍电话中还称，日方重视与俄罗斯的关系，他高度评价普京关于就解决领土问题进行建设性对话的讲话，将努力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同时表示，日方愿在安全保障及经济合作等领域与俄方合作。但是，和平条约不过是日本担心因领土问题与俄发生冲突的一个挡箭牌或缓冲器，并在此庇护下继续与俄周旋。因此，日俄关系因领土争端很难想象能有较大深入的发展。

总之，2012年间大国关系虽“波澜不惊”但也存在一些难解的课题。而年内世界主要大国都更替了领导人，新上任的领导人能否以更加积极的安全战略思维，推进大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共同维护业已形成且必须因形势变化而进行完善的国际安全机制，将是全世界所关注的。若帅易策改，龃龉不断，必对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等带来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会影响到全球安全形势的变化，甚至影响到未来世界格局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