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力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5）

这些因素对收入分配有着根本和深远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贫富分化不断加大，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25上升到2006年的0.46，近年来有机构估计已经接近0.5。此外，高度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伴随着医疗保健、教育的商业化，加上住房负担的日益加重，导致中国储蓄率不断上升。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家庭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很低并不断下降，这反过来促使中国政府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来实现经济增长。

虽然还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国有企业部门在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仍然是比较强的，这也是某些势力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重要原因。

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正确地指出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不稳定的，而经济中最不稳定的是私人投资。[13]著名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海曼·P.明斯基接受和发展了凯恩斯的思想，一方面他相信，为稳定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避免经济萧条，政府规模应该足够大，至少不小于私人投资规模。[14]在中国当前情况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私人投资和出口都是不稳定的力量，极易受到市场影响而出现波动。另一方面，除了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外，国有企业也可能进行反周期运作从而稳定经济，因此，依据明斯基的观点，政府规模(由财政收入来衡量)再加上国有企业部门的总和应该大于私人投资和净出口的总和。

图6 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78-2010年)①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图7显示了公有制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我们可以看到，公有制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份额与它们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是相似的。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一比例为33%左右。从图2我们还可以看到，在2010年，总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6%。如果我们不考虑库存的影响，直接把这两个比率相乘，可以得到公有制企业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2%，而私人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4%。2010年，净出口占GDP的4%，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22%。政府财政收入和公有企业投资的总和比私人投资和净出口的总和稍多一点。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以当前的政府规模和国有企业的情况，公共部门应该基本足以稳定经济。或者换句话说，目前国家经济管理能力从规模上来看还是比较大的，应该足以吸收内部或外部的冲击。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的表现就多少证明了这一点。　　

图7 公有制企业在中国固定资产中的份额(1980-2010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事实上，在短期内，中国经济应该可以承受更多的冲击。除了以上讨论的，还有以下几点值得一提：

一是中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2012年6月，外汇储备额达3.24万亿美元。一方面，在当前的世界金融体系中，中国外汇的价值已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并仍然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另一方面，它又增强了中国处理相关国际问题的能力。例如，2010年年底，中国未偿还的外债为5490亿美元，不足同年的外汇储备的20%。

二是国家在使用财政政策来管理经济方面还有足够的空间。在2011年年底，中央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于1/5。即使加入了约10.7万亿元(不足GDP的1/4)的地方政府债务和6%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债务占GDP的比率为50%左右，仍然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即60%。这10%的差异相当于4万亿～5万亿元人民币。此外，与欧洲或美国的情况不同，中国大多数地方政府的债务用于投资，而不是全部消费或者损失了，相当一部分投资是完全有可能收回的。

三是国家在使用货币政策管理经济方面也还有较大空间。自2010年10月至2011年7月，央行5次提高利率，从5.31%到6.56%(一年期贷款)，2012年6月和7月两次下调利率之后，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还有6%，如果经济形势继续恶化，利率还有相当的继续下调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我国存款准备金率仍保持很高的水平，对于大的金融机构来说是20%。在2011年年底，中国金融机构的存款总额为82.7万亿元。下调1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将增加超过8 000亿元的货币供应量。5个百分点的下降会增加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供应量。

一些观察者担心，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中国房地产泡沫确实很大，如果破裂，确实会在短期内给中国经济带来较大冲击。然而，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主席刘明康所说，与房地产有关的一般风险仍然可控。“截至2011年8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包括土地储备贷款、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余额为10.4万亿元，占各项贷款的比重为19.8%。”⑩

总而言之，就像我们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看到的，中国的国家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在短期内可以处理中国的问题。但从长远来看会如何呢？

四、结束语：机遇和挑战

从长远来看，中国必须扭转第二节中所讨论的那些不可持续的趋势，对投资和出口依赖的不可持续性可以通过提高家庭消费率来解决，而提高家庭消费率又可以通过提高劳动收入、降低贫富分化和完善福利制度等来解决。

提高工薪阶层收入水平、降低贫富分化可以在收入分配领域(包括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解决。为改善初次分配格局，中国政府可以采用合适的方式国有化或者再国有化私人和外国公司，并且对劳动力市场执行更为严格的监管。前者可以保证新创造的价值和财富更多地分配给工人，而不是落入少数利益群体的手中或流失到国外；后者能保证工人获得合适的工资和其他福利，包括解决外来务工人员低工资和恶劣工作条件的问题。这些措施可能会提高工人的谈判能力并提高他们的收入。

此外，在当前阶段，中国应该采取措施，让人民减少储蓄增加消费。只有当人们不必担心子女的教育、家庭成员看病的费用以及住房支出问题时，他们才可能有信心消费。而这需要完善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医疗保健系统和教育系统要进一步“去商品化”从而更具公益性质，房地产界应该逐步降低其利润导向。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但是所采纳的政策迄今效果仍不明显。

这些措施不仅仅能够解决上述问题，还可以增强国家能力。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国家的汲取能力也应该提高。如前所述，中国政府目前的汲取能力确实有所提高，但无论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满足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所需要的财政能力相比，中国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必须。当然，同时需要改善财政使用的科学性和透明度。政府有了更多的收入后，应该把其中一部分通过转移支付发给穷人，也应该用一部分改善整个福利制度。

然而，这些政策的实施肯定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最大的阻力会来自那些已经从目前发展模式中获利的既得利益群体。更糟糕的是，这些精英群体目前控制着中国许多方面的资源资源，并且对制定和执行法律和政策有重要影响。

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机会来作出改变。首先，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国目前似乎正在经历“刘易斯”拐点，工人的工资在过去几年里有了迅速的提高。在这种情形下，工人，包括农民，就会更有信心为更高的工资和利益进行组织和斗争。其次，因为中国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高水平的产业集群以及更高素质的劳动力，并有比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更广阔的市场，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大陆将仍是一个理想的投资地。再次，如上所述，中国的国家能力仍然相对较强。在短期内，政府有能力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此外，国家对公众的声音给予了较大关注，并有相当的自主权。最后，2008年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不仅让人们对新自由主义有更清醒的认识，同时还揭露了西方国家财阀统治的事实。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国改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