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国内公民参与研究述评

【内容提要】 公民参与是当前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议题之一。通过对近十年国内公民参与的已有研究进行梳理，我们发现，围绕非制度性参与是否属于公民参与，学者们对公民参与概念的理解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认知。关于国内公民参与实践的研究存在制度―结构分析和过程―事件分析两种路径，形成了参与式民主、参与式治理和社会资本三种理论取向。已有研究存在研究方法非规范化与缺少理论建构等问题。在研究中保持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构建本土化的理论与开展高水平的定量研究，是未来公民参与研究的方向。

【关 键 词】公民参与/参与式治理/决策制定

近年来，随着国内公民参与实践的增多和形式的创新，以及中央提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等政策导向影响下，公民参与研究吸引了许多行政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一批富有价值的成果。公民参与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践导向性，如何使公民参与取得好的效果是学术研究应有的实践关怀。为推进国内公民参与研究的知识累积与公民参与实践的有益发展，本文试图对近十年国内公民参与的已有文献进行梳理。

一、西方公民参与研究引介

国内学界关于公民参与的研究始于对西方公民参与概念和理论的引介。在西方发达国家，公民参与政府决策或公共政策制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理论研究方面也积累了相当多颇具价值的文献。因此，对西方公民参与研究的引介成为早期国内公民参与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从时间序列上看，国内学者对西方公民参与研究的引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阶段，学者们探讨的问题更多地集中在公民参与的内涵、方式类型、优缺点和理论依据等方面；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开始转向公民参与的策略、模型等问题。

对公民参与的内涵、方式类型、优缺点和理论依据等问题的探讨带有比较明显的规范分析和功能分析色彩。已有研究中，党秀云基于西方公民参与研究文献，对公民参与的内涵、价值和方式等问题进行了一般性的分析和介绍。[1]一些学者借鉴Arnstein的“公民参与阶梯理论”和托马斯“政策质量”和“政策可接受性”的划分标准，依据不同方式的参与程度和对决策制定的影响力，对不同的公民参与方式进行了类型学的划分。[2][3]除了一般性的功能分析外，一些学者援引西方学者Irvin和Stansbury的研究，从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公民收益/损失和政府收益/损失四个维度，分析了公民参与的优缺点。[4][5]此外，不少学者从参与式民主理论、强势民主理论以及协商民主理论等追溯了公民参与的理论依据。[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