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国内公民参与研究述评（2）

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西方公民参与研究的引介凸显出一种实证研究偏好的倾向，对公民参与策略和模型的关注正是这种转向的集中体现。造成这种转向的部分原因是公民参与的规范性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成果，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研究我国公民参与实践迫切需要实证研究的指导。已有文献关于公民参与策略和模型的引介还不多，代表性的研究有：陈芳介绍了Creightton按参与目的分类的策略、Thomas的有效决策参与策略和Walters等人的目的—问题参与策略；[9]王巍描述了Ebdon的参与式预算模型、Ho和Coates的公民发起的绩效评估模型以及Cuthill和Fien的合作性社区治理模型。[10]公民参与的策略和模型研究是西方公民参与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些策略和模型为如何在特定情境下选择最合适的公民参与机制，以及在某一公共管理领域更好地开展公民参与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学者对西方公民参与研究的引介，并非简单的介绍和描述。事实上，不少学者基于归纳分析，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例如马英林和王春城构建的公民参与决策限度的分析模型[11]、周志忍发展的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分析框架[12]以及汪锦军提出的公共服务中的公民参与分析模式[13]等。总体而言，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国内学者虽不乏自己的分析见解，但在较大程度上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借鉴西方公民参与研究的痕迹，研究方法上也多以文献研究和一般分析性研究为主。西方公民参与研究的引介为国内学者开展实证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随着国内公民参与实践的增多，对我国公民参与实践的分析和探讨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

　二、国内公民参与实践分析

关于国内公民参与实践分析的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文献，国内日益增多的公民参与实践为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基于不同的分析路径与研究方法、理论取向与实践导向，学者们对我国公民参与实践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和探讨。当然，公民参与研究在我国仍面临不少挑战，需要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一)公民参与的兴起与概念

进入21世纪以来，公民参与在我国逐渐兴起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从实践层面来看，公民参与的兴起表现在：第一，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公民参与的主体不再局限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等精英群体，社会各阶层的普通公众开始有机会参与政府决策制定过程。[14]此外，NGO、[15]媒体[16]成为组织化公民参与的重要力量。第二，参与领域的广泛化。公民参与的领域涉及政府管理的多个层面，包括立法、环境保护、公共预算、城市规划、城市管理、绩效评估、公共服务、社区治理等，比较有影响的事件例如绩效评估中的珠海和南京等地的万人评议政府活动、[17]公共预算中的温岭参与式预算活动、[18]环境保护中的厦门PX项目事件和广州番禺垃圾焚烧事件[19]等。第三，参与方式的多样化。除传统的信访、听证会等参与渠道外，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参与方式得以创造和推行，例如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20][21][22]南京市的市民论坛、[23]杭州市的开放式政府决策[24]等。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参与逐渐成为公民参与的新形式，[25]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快速发展。[26]总之，公民参与正逐渐成为政府决策制定的重要环节，一个“新公共运动”正初露端倪。[27]

公民参与实践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学术研究的百家争鸣，与此同时造成了学者们关于我国“公民参与”这一特定概念内涵界定的分歧。从已有文献看，学者们围绕“公民参与”的概念界定大致形成了广义和狭义两种认知取向，争论的焦点在于非制度性的参与是否属于公民参与。广义取向认为，“公民参与”是比“政治参与”内涵更为宽泛的概念，指公民影响公共政策和公民生活的一切活动。[28]持这种取向的学者认为，除投票、(基层)选举和制度化的参与方式外，在中国现有制度化参与渠道不足的情况下，带有中国特色的“维权”行动甚至“发泄”活动(街头政治、群体性事件、社会抗争等)都属于公民参与的范畴。[29]与广义取向不同，狭义取向指出，“公民参与”是与“政治参与”不同的概念，主要指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制定和公共治理的制度性参与行为，不包括选举、街头行动和个人或组织的维权行动等。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公民参与概念狭义取向的界定与西方公民参与研究的表述更为一致，但广义取向的界定特别是其中“维权”行动更加符合当代中国现实。事实上，在判断某种非制度性参与行动是否属于公民参与时，更重要的是分析政府与公民是否产生了互动。如果产生了互动(例如厦门PX项目事件)，就属于公民参与。[30]本文倾向于狭义取向的公民参与概念界定，特别强调参与行动的互动性，参与范围主要涉及政府决策或公共政策制定、社区治理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