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村社区研究传统：意义、困境与突破（2）

回顾这一时期的村庄研究，其多以民族志的方式展现了村庄社区内的生活。这种村庄社区的书写方式在呈现特定时期内中国农村生活图景的同时，由于受民族志方法本身的影响，更多的是以异文化的视角或他者的眼光（虽然研究者都是社区内的熟识人或日文化上的熟识者，但他们都试图采用“陌生化”的方式来呈现这一切在社区人认为习以为常的事件）来看待村庄生活。这种书写使得彼时的村庄社区研究更多的是一种描述呈现，而缺乏相应的理论关照。正如费孝通自己所反思，其所编的《花篮瑶社会组织》虽然挂了社区研究的名字，但实际上只是一种社会调查报告，对花篮瑶的研究只能算作是社会调查⑤，它只能算是对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闻见搜集。为费孝通带来毕生声誉的《江村经济》在他看来，也只能算是从社会调查到社会学调查的过渡作品，而只有《禄村农田》才是他贯彻了社会学调查企图的作品。至此，对理论的关注才被引入到农村社区的研究之中。

20世纪中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绝大部分的中国农村研究者很难再有机会进入村庄进行田野研究，其间中国农村研究的作品多由海外研究者依据既有的文献资料而完成，而后者在缺乏直接田野调研的基础上转向借助二手文献展开中国农村的研究与分析。20世纪上半叶，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所做的以村庄为基础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资料“意外”地为这些日本和美国等学者进行中国村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马若孟（RamonH. Myers）、黄宗智和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分别依据“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资料完成的《中国农民经济》、《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文化、权力与国家》等著作。

不论如何，回顾中国社会学或中国农村研究的历史，无可置疑的是社区研究在中国农村社会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短暂而辉煌的高峰。

   二、社区研究困境的反思

1980年代社会科学在中国内地重新恢复之后，国内学者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经验研究的一个特色便是重拾曾给中国社会科学带来过辉煌的社区研究传统。在此之后，虽然产生了诸多社区研究的优秀成果，但就其研究的方法论而言，无外乎两类：其一，“对一个村庄或社区通过进行观察，获得对社区的详细材料，并对这一社区进行精致的雕琢，从中获得了一个完整的社区报告”。这一研究路径无疑是延承着传统人类学的社区理论，即“社区因相对封闭性而具有了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它重视的不是其与外界的联系，而是其自身的特点”⑥。正是由于此，这种乡村研究被学者们批评为“为地方性的资料细节所困扰，而忽视了一种整体的概览和思考”。其二是将一个村落或地区的“地方性知识”再度放大到一个更大的区域甚至整个农村社会之中。这两种研究思路在从农村社区入手来把握和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时，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共同的困境，即如何在悠久的历史传统中研究非均衡的中国乡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