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村社区研究传统：意义、困境与突破（8）_社会_理论大视野_文库

五、一个简单的结语

社区研究开创了中国农村研究的辉煌，但就方法论而言，社区研究作为个案研究，其不同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它不仅公开不排斥作为主体的人的情感、意志和本能，而且主张将这些因素纳入到包含传统与成见的具体时空场域之中进行精深提炼。正是因为这种方法扣合了中国社会的深厚历史传统，才促成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辉煌。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清醒地认识到，社区研究在分析历史悠久且存在极大非均衡性的中国社会时，其方法论的困境是无法回避的，通过社区视域拓展及类型比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种困境，并令此研究方法的优势获得有效彰显，但社区研究作为一种方法，也仅仅是一种方法，片面地夸大它，或在不能拓展、不能应用的地方拓展它、应用它，则必将使得研究陷入歧途。

注释：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9页。

②这一时期，虽然费孝通等人将“社区”操作化为“一个单独的村庄”，但是这并不代表当时农村社会研究的全部。例如，乔启明受到美国康乃尔大学农村社会学传统的影响，较早地意识到了市场体系的意义，并认为“乡村社会”的范围要大于村落社区，属于“适当圆满的合作单位”。这一路径显然受到了美国乡村社会学的影响，即嘉尔宾（C.J. Galpin）在1915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经常到集镇交易的村民聚居点构成的交易圈便是农村社区的边界。

③⑥崔应令：《回顾、反思与重构：近百年来中国社区研究》，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④[英]布·马林诺夫斯基：《序》，载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第16-17页。

⑤社会学调查不同于社会调查，它要求研究者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验证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

⑦⑧Maurice Freedma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p.382.

⑨申端锋：《农村研究的区域转向：从社区到区域》，载《社会科学辑刊》，2006（1）。

⑩（12）（18）（31）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载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第319页。

（11）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第34页。

（13）王铭铭：《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的社区观察》，载《社会学研究》，1997（1）。

（14）[美]G. W.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载G.W.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第57页；G. William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Jounal of AsianStudies, 1965（24）. pp. 1-3.

（15）赵旭东：《权力与公正》，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第12页。

（16）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180-181页。

（17）所谓“嵌入式观察”，即在一个村庄待上不长时间即寻求理解模式的表达，并以此模式作为对下一个调查村庄进行观察和模式提炼的参照。此种观察法极容易导致循环性理论模式的产生和模式之间的相互循环论证。

（19）Burawoy,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SociologicalTheory, March 1998, Vol. 16, No. 1, pp. 4-33.

（20）朱晓阳：《罪过与惩罚》，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21）徐勇：《序言》，载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第7页。

（22）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341页。

（23）林聚任、刘翠霞：《走近村落、超越村落——中国村落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反思》，载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编：《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系二十周年庆祝大会暨“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

（24）王宁：《代表性还是典型性》，载《社会学研究》，2002（5）。

（25）狄金华：《中国农村田野研究单位的选择——兼论中国农村研究的分析范式》，载《中国农村观察》，2009（6）。

（26）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602-603页。

（27）（28）郑戈：《韦伯论西方法律的独特性》，载李猛主编：《韦伯：法律与价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