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武：时代·实践·学理：毛泽东选择“主义”的维度

1921年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上，毛泽东列举了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主义”：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无政府主义，并分别予以评论、加以考量，得出了结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中国历史的进程已经证明，毛泽东对“主义”的这一选择，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新民学会，以至对现代中国，都至关重要。深入理解毛泽东的这一历史性选择，对于正确评价他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影响有着重要意义。

毛泽东在得出这个结论时，有哪些因素起了关键性作用？有人认为这是19、20世纪之交以来的激进理想主义心态所致，也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本人的务实性格和民粹主义所致，还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亲历五四运动、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这些看法虽然各有其合理性，但都是从单一的维度来说明毛泽东对于“主义”的选择，或重视心理因素，或强调性格因素，或力主学理因素，而没有看到这一选择的实现其实包含多维度的因素。在这些维度中，最值得关注的有时代、实践和学理三种因素。

批评所谓的“社会政策”

毛泽东所列举的五种“主义”，都是在当时中国思想界具有一定影响力、相互之间不乏激烈论争的政治思潮。毛泽东对这五种“主义”所作的比较和评论，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进行的。今天来看这五种“主义”，后四种的时代内涵都很清楚，唯有作为第一种“主义”的社会政策，其时代内涵显得较为模糊。要了解社会政策的时代内涵，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毛泽东所讲的社会政策实际上是指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社会改良主义；第二，李达发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批评了梁启超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把梁文的旨趣归纳为五个层次，其中第四层次即“提倡温情主义，主张社会政策”。这样一来，社会政策的时代内涵就十分清楚了。正是时代维度，使毛泽东对于“主义”的选择，不仅是立足于个人的思想探索，而且浓缩时代的思想探索，从而深刻反映了时代精神和历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