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体制：能否成为其他国家的学习模式

“北京共识”是一个矛盾的术语，却也因此极具吸引力。这一术语成功地表明，传统观念正在被砸碎，而在下一个转角处，一套全新的、实用的指导方针即将成形。这一动态发展挑起了我们的兴趣，同时也转移了我们对术语本身的确切含义的注意力。“共识”意指为普遍的认识，而“北京”可能代表了世界上最与众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只有当“北京”不同寻常的发展经验被证明阐明了一些具有广泛意义的原理（这些原理在全世界形成了有效的发展政策）时，才存在所谓的“北京共识”。在目前的流行用法中，“北京共识”表明一种基于特例而产生的普遍认识正在形成。这当然是可能的，但为了支持这一看似矛盾的事实（与之相反的是简单的逻辑矛盾），“北京共识”的拥护者需要证明如下几点：（1）为什么中国决策者制定的独特道路是中国显著的快速增长的关键；（2）为什么这些独特的道路也适合其他截然不同的环境。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在证明以上任意一个命题方面有所进展。

当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于1988年提出“华盛顿共识”一词时，他意在描述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形，即给予政策意见的经济学家们达成了罕见的一致意见，尤其是那些就职于华盛顿地区的大型多边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们。他最初并不那么强调共识的力量，他的重点在于共识已然存在这一事实。威廉姆森能够真正发现并列出他后来称其为华盛顿政策建议的“最小公分母”（即最低限度的共识）的内容，这一点是十分罕见的，因为毫无疑问，政策建议者的通常状态是存在意见分歧与争辩。威廉姆森最初所提出的“共识”指的是“在华盛顿的”政策建议者的共识，而非“关于华盛顿的”共识。这一表述是具有意义的，因为华盛顿地区集聚了如此多的权力与影响力，而该术语一经问世就激起了争辩与反响，原因在于它一方面承认了华盛顿的权力集中，另一方面又表明了传统力量的统治地位与思想的闭塞。相比之下，“在北京的”政策建议者的共识这一说法则没有意义，因为北京的经济学家们在诸多基本问题上并未达成一致。即使你可以列举出一系列北京的经济学家们都同意的主张，这也只能是北京的“一项共识”（a Beijing Consensus），而非“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此外，也没有重大机构在全球舞台上推广过北京经济学家们的观点。

而人们开始认识到中国经济的成功并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这一认识进一步削弱了以华盛顿共识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方案，如今华盛顿共识更是在美国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走向瓦解。这一命运的逆转让北京的决策者们对自己的发展道路更有信心，也更愿意追随与维护他们根据自身的发展观和利益而制定的政策，但这些转变很难构成一种“北京共识”。毫无疑问，权力与影响力正在发生变化。“华盛顿正在走向衰退，华盛顿共识正在崩溃，而北京正在兴起……”，而用“正在兴起的北京共识”这一概念来填补省略号中的圆点是充满诱惑的。然而，如果一种共识迅速就被另一种共识所替代，或一种传统迅速就被另一种传统所替代，这确实是奇怪的。而如此多的人被这一明显存在不足的理论推断所吸引这一事实表明，“北京共识”这一概念所具有的力量来自它在由相互交织的概念所构成的整体体系中占据的关键地位：作为“华盛度共识”的对立面，该术语简单明了地表达了如下含义：“华盛顿共识”的崩溃、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以及中国在当今世界日益重要的作用。如此一来，它就使自身拥有了各不相同并且前后不必然一致的含义。

事实上，在我们试图从中国发展实践的特殊性转向探讨可能具有普遍推广意义的中国发展模式之前，我们必须得面对中国基本的初始条件所具备的独特性。任何人都能列出一长串中国的独特特征，但以下三个独特的初始条件是至关重要的。

（1）中国的国土规模意味着它将拥有（或已存在）一个巨大的潜在内部市场，这促进了竞争并吸引着国外的兴趣与投资。在众多处于发展进程中的经济体中，只有美国（19世纪）和印度（21世纪）拥有过相似的初始规模优势。

（2）中国经济体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它过去曾经遵循一种资本密集型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在此期间，中国一直投资于人力资源，其相对健康和训练有素的劳动力提升了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中的比较优势，但那时中国在获益于这种比较优势方面受到了持续的限制。当中国最终转向劳动密集型发展战略时，其结果是爆炸性的。

（3）中国作为转型经济体保留并重建了层级制的威权主义政治体系，并积极地将这一政治体系运用到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去。

以上每一个特征都有可能非常重要与独特，以至于我们无法轻易地将中国的发展经验普遍化；总而言之，它们保证了中国的独特性。简单地说，没有其他哪个国家的规模如此庞大，并拥有如此独特的比较优势，又或者实行着一种与中国大致相似的政治体系。我们必须提出以下问题：讨论“北京共识”的评论员们是否意识到了中国国情的这些基本特征？

事实上，关于“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的大多数讨论恰恰忽略了这些基本特征，有时似乎还未认识到这些特征。结果，许多关于“北京共识”的讨论没有多少内容，甚至完全空洞无物。某个学派曾经断言中国模式的本质在于其灵活性与实用主义。这种研究进路的拥护者喜欢引用林毅夫这样的学者作出的如下评论：“我认为中国并没有遵循某种特定的模式，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改变政策”；邓小平也曾作出大量评论，提到适用性与灵活性是成功的关键，他总是被认为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这一说法，虽然事实上他从未这样说过。所以中国模式可能仅仅意味着“保持灵活性”，这是一个极好的建议。看看另一相似的引述：“我们没有像法国或德国一样的官僚体制，我们只是机会主义的未来抓手（future-grabber）”。这一引人共鸣的话语实际上出自一位爱尔兰公务员之口，谈论的是他们国家成功的经济发展经验。同样，那些将“北京共识”的关键特点视为政府的政治控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的研究进路也是极度空洞无物的。这些观点通常被指责为不公正，但却有惊人数量的评论员们认为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他们认为中国的威权主义政府坚决果断而又反应敏捷，能迅速清除通往未来目标之路上的障碍。中国愿意对地方产权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一点通常被用来与印度更加缓慢而错综复杂的体制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政府“在实施改革以刺激经济发展方面行动迅速”。被引用最多的相关著述当属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的文章，它就像是拼凑而成的画布中那一抹野兽派风格的亮眼色彩，这仅仅是因为艺术家放弃了对逼真的追求。雷默似乎支持中国政府不断变化的议程设置，但很难确定哪些具体的行动是他赞成的，如果存在这样的行动的话。目前为止的评论几乎从未有说服力地探讨过中国的威权主义体制在实践中能够做到什么与不能做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