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体制：能否成为其他国家的学习模式（5）

猜想六：可通过将薪酬与公司绩效（资产价值最大化）挂钩来激励国有企业的管理者。

“华盛顿共识”对私有化的强调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它会相对较少地关注于如何以最佳方式激励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这一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尝试寻找一种合理有效的方法将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相挂钩。中国的股票市场仍然缺乏诸多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所具有的优点，所以通过持有企业部分所有权或优先认股权来自动形成对管理者的激励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手段。然而，股票市场的发展有助于管理者与所有者从企业资产的市场价值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当这些理念被牢固树立时，它们可被运用于国有部门，成为激励机制的一部分。

在中央层面，国资委着重强调要加强对管理者的激励。其主要方式就是通过一种为期3年的绩效合同来激励管理者。几乎所有的国资委下属企业在2004年与2007年都签署了这一合同。该合同大致列出了年度目标与3年目标。在年度目标中，利润起着主导作用。若是以百分制计算，以行业平均水平来看，则有30分来自目标利润的完成情况，40分来自股票的回报率（其余30分与部门的特定目标有关）。所以，企业可通过缩小资产净值以及对一小部分资产进行举债经营来大幅影响其得分。在3年目标中，企业一直需要在利润最大化与资产最小化之间维持平衡，这涉及总资本价值的增长与总收益的增长。3年目标的其他组成部分涉及年度收益的总和，所以对于短期的利润最大化的一些奖励将暂时不予发放，直到证明短期结果与长期结果是相符的。这些目标很好地突出了效率与增长、利润与价值之间的平衡关系。

为了将这些目标转化为有效的激励，国资委以百分制来给绩效打分，然后从A到E对企业及其管理者进行等级评定。管理者的工资取决于等级评定：激励性报酬可能是零（获得E等级评定的管理者），也可能是基本工资的3倍（获得A+等级评定的管理者）。在2005年，一半的国资委下属企业被评定为B级，1/6的企业被评定为A级，4家企业由于未能实现利润目标而被评定为D级，两家企业因为篡改记录而被评定为E级。这些企业的名字被公布出来。因此，央企在过去5年中获得的惊人业绩也可部分归功于合适的激励机制。虽然激励机制并不完美，但它是实用的、可行的。它在物质奖励与大众声誉之间进行了平衡；它牢固建立起了如下的理念，即国有企业管理者的长期目标应该是使公共资产的价值最大化；它还在不损害长期价值的情况下为短期利润最大化提供了强大的激励。在这个很少会出现最佳结果的世界中，这一激励机制是一种很好的次优选择。

中国在高管薪酬方面的经验可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适用。但其重要的前提是国家决定要建立一个运转正常的国有企业部门，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部门会持续发展。第六个猜想与前五个猜想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国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可行的。它不一定会成为最佳体制，但却可以避免失败并支持长期经济目标的实现。为了实现这一点，需要对经济体制的不同部分不断进行调整和调节，而高管薪酬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中国模式广泛的适用性

之前的章节讨论的是中国产业体系的特征，并着重突出了其中最明显、对该体系的运转最重要的那些特征。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描述了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更大、更积极的作用。确实，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有制与政府投资在经济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这是十分明显且十分重要的事实，许多希望摒弃旧的“华盛顿共识”的人士也适当地强调了这一事实。于是，新《斯彭斯报告》的主旨是政府应该在引导经济与促进投资方面发挥更有力的作用，虽然并不一定要通过直接的国家所有制来进行。所以我们可以将中国发展模式的特征描述为“国有制与投资在经济中起着重大作用，其方式十分务实与灵活”。

我们可能会认为对中国模式的这样一种特征描述虽然公允，但却远远不够。首先，它没有明确政府在对经济进行实际掌控以达成具体成果的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规划在中国无处不在，似乎每一个政府机构都有其长期目标，但我们还是无法获得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愿景的一致看法。“十一五计划”明确了中国要建设一种更“平衡的”经济，要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提升消费与生活质量上，但利用这一信息也无法预测出2005年至2008年实际的经济状况。显而易见，在这种整体的意义上，经济是无法“规划”的，因此，所谓规划方面的实践属于单个的政府机构与企业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经济释放的信号作出适应的一部分。政府为了发展特殊部门、促进新兴科技以及提升经济水平而提出的具体方案在实施中究竟获得了何种程度的成功，这还有待于研究确定。

其次，说中国政府对经济起着重大作用这一点并没有将中国与其他众多发展中经济体区分开来，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起到了相似的重大作用，甚至以务实灵活的方式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最终以灾难性的失败收场。我们无需提及缅甸或津巴布韦的可怕经历就可以认识到，在发展中经济体，政府的参与通常是利弊相当的。确实，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经济学所取得的里程碑式的成就之一就是明确承认了在理解经济表现不佳的原因时，“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是同等重要的。本文的前面部分已经说明，在中国，干预性的政府政策与快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联系，但这种联系又不够充分。同时，我们有必要询问，中国如何能够避免某些方面的政府失灵（它们最有可能导致经济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