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弘：着力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硬条件（4）

主持人：刚刚咱们说了这些硬件条件做好了，人家周边区域自己的城市功能本身还具备一些自有的城市功能的，这些城市功能是否就像咱们每次点开电脑一样，有一个说是否选择升级，您认为在周边这些区域城市当中，现在需要升级的城市功能最急切的是哪些？

赵弘：最急切的就是服务业，比如燕郊三十多万人口在这儿居住，结果没有医院，只有一家三甲医院，没有好的学校、没有好的幼儿园，所以这些人在这儿居住并不甘心，实在迫于无奈的选择，每天承受两个多小时的交通拥堵，上班两个多小时，下班两个多小时，孩子又不能接受最好的医疗、教育等等这种服务，所以我们要完善这些服务，让他们赶快发展起来。第二个升级，就是它的产业。要把传统产业淘汰掉，逐步的引入一些新的产业，有优势的产业，在这个地方发展，我觉得这是他们可以做的。

主持人：其实刚刚说到，也是对于人才的疏导，如果能够建设若干个卫星城，就像刚才您说国外某一些发达国家之前借鉴的一些经验，这样的话人才又拿着总部的工资，在一个城市节奏更加舒适的环境下，又能对总部进行一些专业性的服务，同时他们整个居住也开始慢慢挪到周边的一些卫星城了，北京整体这个城市功能疏导我觉得可能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实际的效果。

赵弘：我们现在思考城市功能疏解也好、京津冀的合作也好，一定有个基本的思路和前提，这就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现在已经是在搞市场经济，不是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配置资源，你用这个手段，第一，你已经无能为力的去配置；第二，即使强行的配置，也会受到反弹，收到不好的效果。因为历史上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做的最好的、起作用最好的就是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有很多三线工程的企业，当时为了军事的考虑，有很多企业建在山沟里面，他从这个山沟搬到那个山沟，甚至从这个省城搬到县城，从县城搬到山沟，这种两三次的搬迁我们很多企业依然存在。因为那个时代我们完全计划经济，每一个职工都依附于一个企业，档案、户口、布票、粮票、学校、医院、居住，几乎生老病死全部由这个企业来包揽，整个社会不提供其他的服务，因此这个人是不离开这个机构的，我们叫单位人。为什么是单位人？就是他离不开单位，没办法离开单位，没有办法生活，因此那个时候计划经济时代可以命令这个企业从哪里搬迁到哪里去，都没有问题，因为他搬迁的过程中人才会跟着他走。

但是到市场经济就不行了，比如北京也有经验、也有教训，先举一个教训，再举一个经验。教训就是我们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本世纪前若干年，这个过程我们持续了20多年、大概30年的时间，北京一直在进行结构调整，就是“退二进三”，我们原来在朝阳区这个地方有很多大的工业企业，在全国都很有影响的，但是在这个结构调整当中，我们的思路不正确，按照计划经济的思路来调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业企业，结果失败了，因为当时的思路是把总部和生产全部搬走，那么这个搬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企业到了新的地方，比如到了河北的高碑店，到了北京的郊区，他要去买土地、建厂房，进行技术升级，要花很多钱，但是这个过程却是他的高端人才跳槽的过程，人才都没有了，都跳槽了，重新选择了工作，结果企业过去了、机器设备过去了，人才没有了，最后企业半死不活的在那个地方一蹶不振，大伤元气。所以我们说结构调整过程中，不调整死在原地、死在朝阳，因为成本太高了，不符合城市定位，各种污染、各种原因，没法生存下去了，但是调整思路不正确，死在外地。

主持人：说到这儿我插一个问题，我作为普通的群众也好或者老百姓也好，可能也会思考这个问题，比如北京有一些机构，就像您说的调整到外地了，就是做减法嘛，怎么接地气，怎么保证他有一个持久的生命力？

赵弘：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寻求规律，这个规律刚刚我们谈到，如果这个时期你换一种思路去做可能就成功了。比如我再举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首钢，首钢在北京显然不符合首都的定位，大量水的消耗、能源的消耗。首钢要搬迁怎么办？这个很困惑，当时的媒体标题就是“要首钢，还是要首都？”这么严重的问题摆在首钢面前，首钢怎么选择？我记得2002年我到首钢去讲课，因为我研究了六年提出“总部经济”这样一个思路，首钢是让我去讲课的第一个国有企业，我讲完以后当时的朱继民董事长刚刚上任，听完以后他在会客室跟我讲，说“总部经济对我的启发很大，对首钢的影响也很大”，他就说了这么两句话。实际上后来我们看到，奥运会申办成功以后，首钢的搬迁思路就是总部经济模式，把总部留下来，把他的生产通过技术升级放在河北的曹妃甸，这样就解决了很大的难题，原来的首钢搬出去最大的难题就是怕人才的流失，在这种情况下他总部留下来了，研发队伍留下来了，中心能力保留下来了，上百年培养的品质保留下来了，销售渠道还是稳定的，派一个生产厂长在那边指挥就可以了，有一部分的工人跟着过去，他们现在大概的说法是，每工作4天然后3天休息，用大班车把他接回来，这是少部分的核心工人这样的工作，在那边有宿舍，他们住在那儿，一个礼拜回来一次。当地招了更多的一些基础性的工人进行培训上岗。

这样一个模式实际上实现了一个双赢，北京一个首钢的品牌留下来了，那边实现了一个新的钢铁业的生产，970万吨钢铁产能在曹妃甸。但是首钢这边按照这个模式继续把首钢做大，他在山西、在贵州在很多地方继续投资或者并购或者扩展他的规模，所以首钢今天的钢产量是3千万吨，他在历史上最高的产量是8百万吨，当时全部在北京，现在把北京的8百万吨全部停掉，产量还保持在3千万吨，是当时的4倍，但是没有再消耗北京的水和资源，他在北京的劣势完全被这样一个搬迁变成了优势，在外地有很充分的资源可以去使用，而且给当地带来了很大的税收、就业。因为我们国家的工业企业是增值税为主，我在这个地方生产，进厂原料的价格和出厂的价格，中间这种增值的部分这个税收都会留在当地，所以我们河北也获取了应有的收益，首钢按照这个模式进入世界五百强，他现在在世界五百强的排位还不断的往前提，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所以我说结构调整在今天也是一样，京津冀合作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创造条件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让它条件具备，让市场主体来选择，他自然会选择成本最低的地方来进行他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不是说人为强行的下命令、下文件，让哪些企业出去、让哪些机构出去，在调整结构的时候下这种文件要么不起作用、要么对生产力是损失，他出去了，但是我刚才说的，最后消亡了，这个企业没有了，我们的生产力就没有得到保护了发展，我认为我们要把调整城市结构和调整产结构，保护企业的生产力结合起来，这样实现一个共同发展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