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书林：从个人层面深入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7）

共产党人都相信马克思《资本论》的这个结论，因此他们就把创造社会主义物质财富的劳动作为光荣的事，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而抛弃了资本主义社会里那样一种衡量人生价值的金钱标准，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他有了一个崭新的传统观念。说传统也传统，60多年了，新中国一直认为是劳动光荣，但是这个传统是新的传统，是马克思主义的新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昨天，他对于这个职业劳动教育方面的一个指示里说了一番话，这个各个大报都报道了，在这番话里，他提倡劳动光荣，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要树立正确人才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怎么培养这个质量呢？他说了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就是他所提倡的这个时代的新风尚。三个概念，第一劳动光荣，第二技能宝贵，第三创造伟大，这三个就是我们对人才的贡献的新理解，最基本的就是劳动光荣，然后技能宝贵、创造伟大，这就是人才，尊重创新、尊重人才、尊重科学技术，尊重这方面的人才，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

所以要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我觉得习总书记倡导劳动光荣，就由我们坚持这个集体主义价值观当中的以劳动和贡献来衡量人的价值，又提供了一个新的支持。有人说为什么不能把金钱作为人生价值的评价和标准呢，在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把金钱做标准不行吗？当然不行了。当年有人曾经这样主张过，也有人有这种模糊的认识，在社会上有这么一种说法，谁发财谁英雄谁受穷谁狗熊。这个话好象有人说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实际上是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观的判断标准的，这个标准没掌握好。发了财就一定是英雄吗？钱多的一定是英雄吗？难道不看他的钱是怎么来的吗？难道不看他的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吗？只要占有金钱就是英雄人物吗？我想我们社会是不会接受这个东西的。

谁受穷谁狗熊可以这么说吗？我们的两弹一星的那些科学家，那些科技人员，那些做出优秀贡献的人们，70、80年代甚至在90年代初都是很穷的，工资待遇很低的，他们忍受了那样的困难坚守在国家交给他们的光荣岗位上，你能说他们是狗熊吗？90年代中期我们大学的正教授年轻的才挣500来块钱，社会上的大商店有的都不敢逛，难道这些教授也是狗熊吗？本来政策的调整有个过程，有很多内部矛盾需要解决，再抛出这么一个价值观来，骂谁受穷谁就是狗熊，再说谁发财就应该崇拜他，在中国通不过。有人老是指责中国的老百姓有仇富的心里，我认为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得看一看你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他为什么要仇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哪里，这才是真正需要的。

为什么中国不能够接受这种观念，因为这个观念，金钱标准损害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它压抑人的积极性，同时它也容易导致一部分以这个不正当的手段而发财的人丧失人性，所以说这个标准要不得。无论我们怎么强调市场的作用，无论我们怎么强调货币的功能，也不能够把金钱当成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你都把不准，我说你连一个封建皇帝都不如，为什么这么说？这位就是中国最后一位封建皇帝溥仪，他小不点就当了皇帝，后来辛亥革命把他推翻了，他跑到天津去住着，在静园那个地方住着，在天津的静园住着，结果也没有扶立的希望。后来日本占领东北，策划东三省脱离中国的时候，日本人就看中了他，偷偷把他从天津接到了东北吉林长春，让他当上了日本人的一个傀儡皇帝。

实际上日本人统治东北成立了一个满洲国，但是怕中国当地人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就把溥仪接过去当皇帝，说这可是你们自己人，有溥仪在那里，日本的欺骗性就更大，所以说溥仪是个高级战犯，他的叛国罪就应该在这个时候给他定性，苏联红军解放东北的时候就把他给抓住了，后来解放军到东北的时候，苏联红军就把他转交给解放军了。但是在沈阳转交的时候，溥仪这个人他说要上厕所，解放军看守他的人就让他进去了，半天他也不出来。后来一看他在厕所里手忙脚乱不知道在忙活什么，解放军小战士进去问说你忙活什么呢？他说我想自杀。那个解放军说你想自杀你手忙脚乱的乱忙活什么啊？他说出了真话，皇帝说出了真话，他说我不会自杀。那意思就是能不能教给他怎么自杀，太可笑了。

其实不可笑，为什么？溥仪直到这个时候也一个地地道道的寄生虫，连生活都不能自理，每天早晨穿衣服都不会，得别人给他穿衣服，连上厕所都不会，得别人帮着他上厕所，别人给他解裤子，尿完了以后别人给他提裤子给他系腰带，连这些自理能力都没有，连自理的这种劳动都不会的人，把他放到了抚顺的高级战犯监狱进行了劳动改造。他在劳动改造的过程当中就学会了穿衣服，也学会上厕所了，也学会了扫地了，也学会了浇花了，你看这个画面上他还学会了补袜子了，生活能够自理了。溥仪在监狱里经过劳动改造，首先一步是做到了生活自理，他就感到特别的幸福，特别的畅快，一种从来没有感觉过的那么一种感觉。

因此他接受劳动改造的态度就比较好，比较积极，在监狱里的表现就非常好，而且这也影响了他的世界观，他写了一本《我的前半生》这本书，大家可以看一看，里头的观点是很端正的，他对历史的发展对国家的变化，对个人命运的变化的评价是很正确的，谁看了都挺受感动的。他在监狱里表现特别好，所以说监狱里的警察就给他评了一个奖励，就给了他一个奖品，什么奖品，就是这个白色的茶杯，喝水的一个汤匙的茶杯，这个白色的茶杯上写了四个大字，劳动光荣，这就是监狱奖励给他的一个奖品。他非常珍惜，他一直把茶杯留在自己的身边，后来对他大赦，他当了北京市文史馆的馆长，他成家立业有了正常的家庭有了正常的工作，他仍然把这个茶杯留在自己身边使用，一直到1969年他去世前夕，他还是用这个茶杯喝水吃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