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进入法治新时代的思考（4）

（三）政治意义

最早深入阐述“法治”一词的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法治就是已经制定出来的法律，并得到了全体人民服从。被全体人民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又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即：法必须良、治必须善，这才是法治的真谛。那么，如果良法不善治，行不行？有良法无善治，就是空中楼阁，看上去很美，起不了作用。无良法，能善治行不行？那就是希特勒纳粹。希特勒的治理是没有问题的，但那是反人类、种族灭绝的法。这种恶法善治对人类只能是戕害。因此，既要有良法，也要有善治。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法治化，其实就是要达到良法的效果；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法治化，就是要达到善治的效果。

（四）国际战略意义

只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当代国与国的竞争、中西方竞争，最终是制度与制度的竞争。中国的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历史来源和历史轨迹同西方国家差别很大。司马光：“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建成一套成熟的、既体现人类民主法治共同价值、又具有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特色的制度体系，这套制度体系既具有“良法”的品格，又体现“善治”的内涵，能为世界各国信赖、人民向往，具有先进性、文明性和可借鉴性，中国就真正成为世界强国了。

二、中西法律文化与法治模式比较

（一）中西传统法律文化在认识路径与治理方法上的差异。我讲六个方面。

第一，从法律体系来看。我国是大一统政治，是一元法。形象地看，我国的法律体系好比是一座金字塔，宪法至高无上，往下是法律、行政法规、中央政府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政府规章等等，并且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西方的情况不一样，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都是多元法。在古希腊，有几百个城邦，也就是几百个小城市，每个城市有一套法律，这些法律并行不悖，谁也不比谁高，它是多元的。今天的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美国50个州所拥有的权力一点不比联邦少。

第二，从实现目标来看。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身份法，就是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西方传统法律文化也是身份法，但是近现代以来，西方比较看重的是法律的非歧视性，诸如：白人不可以歧视黑人、男人不可以歧视妇女、异性恋者不可以歧视同性恋者、非艾滋病患者不可以歧视艾滋病患者等，这也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潮流。

第三，从终极价值来看。中国人传统上比较重视实质正义，即是结果正义，体现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状态；西方在很早的时候就确定了程序正义的原则。    

第四，从认识论基点看。中国传统文化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思维，那就是“我是长城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西方的思维一开始就是个人主义思维。

第五，从治国理政的基本手段看。我国传统上就是德主刑辅，孔子在《论语》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西方则是宗教为主，刑法为辅。

第六，从社会治理或者呈现出来的法律规范看。我国主要靠非正式的法。通常是，制定出来的法大家也依照，但是往往会用自己的实践理性、实用主义制造出很多的潜规则，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西方，制定一个法非常的不容易，但法律一旦制定出来，在执行的时候是不容易打折扣的。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新书《世界又热又平又挤》有一章的标题竟然是这样的：假如美国能做一天中国。其中充满了对中国的羡慕，中国政府令行禁止，善于纳谏，集中力量办大事。他举例道：“如果需要的话，中国领导人可以改变规章制度、标准、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利益。这些议题若换在西方国家讨论和执行，恐怕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但是，说实话，我们自己不敢因此而骄傲。为什么呢？各位，今天回家请到农副市场、杂货店去购买你所需要的东西，然后说，免费给我一个塑料袋。你看看老板会不会免费给？拿出不合格塑料袋的商家会不在少数。而我国法律上是有“限塑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