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2）

接着，毛泽东又做张闻天的工作。张闻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是“左”倾领导层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在中央苏区，他虽然执行过“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但在许多问题上与毛泽东有着相同的看法。长征开始后，他同毛泽东、王稼祥住在一起，进一步加深了对毛泽东的了解。张闻天回忆道：

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未分散)。我当时感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2]

在同毛泽东商议以后，王稼祥出面提议召开遵义会议，得到了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支持。于是，召开会议的条件成熟了。

1月1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旧城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举行。该公馆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从外面看去，高墙壁立，朱门厚重，巍峨气派。与会人员从临街的大门进入，穿越过厅，迎面是一座砖砌的影壁，其上用五彩瓷片嵌字，正面书为“慰庐”，背面则书“慎笃”。影壁后面是一个小天井，天井以青石铺墁，南面有小门通往四合院，北面则是主楼，楼上东走道有一小客厅，可容纳20余人。会场就设在这小客厅里。里面有红木地板和门窗，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20把椅子摆成了一个半圆形，为驱赶寒冷，地板上烧着一盆炭火。

参加会议的有：

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其他人员还有：李德、伍修权(翻译)。

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因在湄潭一带执行警戒任务，未能出席会议；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因在党内没有领导职务，也未能出席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3]会议主要围绕军事问题进行讨论、总结并作出决定，由党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

会议首先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分析了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创建根据地，应放弃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接着，会议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博古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主报告，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对博古的这一结论，大家都不同意。与会人员认为，敌人的力量强大固然是反“围剿”失败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因为第一次反“围剿”，敌兵10万，红军不足4万，是2．5比1;第二次反“围剿”，敌兵20万，红军人数3万多，是6比1；第三次反“围剿”，敌兵30万，红军3万左右，是10比1；第四次反“围剿”，敌兵50万，红军4万多，是12比1，我们都胜利了。第五次反“围剿”，敌兵虽有50万，但红军力量增强了，有十多万人，是5比1。另外，第五次反“围剿”时有第十九路军在福建同蒋军作战，广东地方军阀不积极，这些都是前四次反“围剿”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把主要原因归结于敌强我弱，是没有道理的。

博古在报告中强调，当时白区领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薄弱，游击战争薄弱，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够密切，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对此，大家认为，这虽然也是一个原因，但并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在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时期，各根据地也是处于被分割状态，根据地的范围比第五次反“围剿”时更小，白区开展的瓦解敌军的工作也很有限，但是红军都取得了胜利。

博古在报告中还强调，由于中央根据地的后方工作、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影响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这更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事实上，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中央苏区的支前工作做得是很出色的。当时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号召下，广大群众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尽管战争激烈，条件艰苦，但红军的粮食和其他物资需要都得到了供应和保障。说支前不力，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然后，由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者犯了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

按照会前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即“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作的“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路线定了基调。曾出席会议的杨尚昆回忆说：

我当时是三军团政委，与军团长彭德怀同志一起列席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我清楚地记得，遵义会议上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是闻天同志作的。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位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4]

接着，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他在发言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决不在于客观，而是由于博古、李德实行单纯防御路线，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他将单纯防御路线的主要错误列举为以下四点：

第一个错误是以堡垒对堡垒。敌人采取堡垒主义，是企图避免和我们打运动战，迫使我们与其进行我们不占长处，甚至处于相当劣势的阵地战。敌人到处建筑堡垒，必然分用兵力，而且总不能老是待在堡垒里，更不可能在全国各地都建筑起堡垒来。红军可以在堡垒线的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打游击，也可以待敌前进时在运动中消灭他，或转到堡垒线外广大无堡垒的地带活动，迫使敌人不得不同我们打运动战。第五次反“围剿”的运动战的机会很多，十九路军事变就是一个打运动战的好机会。但这些极好的机会都被白白地放弃了。单纯防御路线取消运动战，以堡垒对堡垒，并用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来和敌人死打硬拼，这就使敌人堡垒主义战术达到了目的。“短促突击”的结果，使红军的有生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损失，每次战役总要死伤两三千人，使自1933年5月到1934年末扩大来的15万以上的新战士，除了因为政治工作的薄弱、动员扩大红军时工作上的错误而使一部分减员外，都在这个战术下损失了。

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第五次反“围剿”中，敌人分东西南北四路向根据地进攻。红军兵力比敌人少，应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用次要兵力吸引和牵制敌人，而把主力隐蔽集结，待机突击。但博古、李德却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节节抵御。广昌失守以后，又命令红军“六路分兵”、“全线抵御”。分兵抵御使我们兵力分散，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相反，使我们的力量往往被敌人在某一方向上的“佯攻”所调动，处于被动的地位。许多军事指挥员对此提出过很多不同意见，建议集中红军主力打运动战。可惜完全不被采纳，失去了很多胜利的机会。

第三个错误，军事上没有利用十九路军事变这一有利条件。博古、李德认为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使自己转入反攻或进攻是冒险的行动，拒绝集中红军主力向东北突击的正确建议，相反，却把红三军团由福建西调至江西去攻打永丰等敌人的堡垒，坐等蒋介石在解决“闽变”后，重整部队，对红军重新发动进攻。这样，便失去了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