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反腐的“体制外”运行及其风险控制（6）

4.强化司法在反腐格局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网络反腐之所以火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民众对体制内反腐的不信任。其实，这些年来，党和政府反腐力度不断加大、成效也很显着，但因一些具体的体制问题而导致公信力不高。特别是网络反腐中的“体制外”狂欢现象，很多时候是有意无意地给体制施加某种高强的政治压力，并通过政治因素来影响反腐进程，借以发泄内心的情绪和愿景，而不管这是否与法治原则相吻合。无疑，纪检监察是我国反腐工作的主导力量，它也确实因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和超常措施而具有强大的体制性威慑力。然而，当纪检监察部门启动的不再仅仅是查处违反党纪政纪行为的程序而是反腐工作的前置性指挥系统，进而把“移送司法机关”演变成干预司法过程，那么此时的反腐就己经完全成为一种超越规则的不确定性、非程序化的政治决断，这也恰恰容易造成反腐公信力的流失，进而成为网络反腐中“体制外”狂欢的重要诱因和动力。事实上，纪检监察的重要性是不能低估的，但它只能在其职责范围内从事它该承担的工作和任务，而反腐工作中更为重要的力量则应该是司法机关，通过司法途径反腐进程会更具有规则性、程序性、一致性和公正性，减少政治性考量和决断，从而使反腐公信力得到更好的塑造，并且更少地受到网络反腐那种“体制外”狂欢的左右和影响。这不仅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根本要求，也是防范“体制外”狂欢的风险并把网络反腐纳入法治轨道的必然选择。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注释】

[1]参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参见《2012中国网络迎来“5亿网民”时代》，2014-08-20。

[3]参见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4年上半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2014-08-20。

[4][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

[5][英]约翰 B 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268页。

[6][9][美]理查德斯皮内洛：《铁笼，还是乌托邦——网络空间的道德与法律》，李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第1页，第1页。

[7]罗艳：《网络时代的多元化公共领域》，2014-08-20。

[8]文中所称的“公共政策合法性”、“合法性供给机制”等，均是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正当性、合理性）来使用的，是指政策、法律被公众认可的程度，而并非指“合法律性”。

[10]蔡文之：《网络传播革命权力与规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页。

[11]富子梅：《减少蛀虫的生存空间》，《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6日。

[12]参见石志勇、梁娟：《杨达才一审被判14年并处罚金5万元》，《四川日报》2013年，9月6日。

[13]参见《蚂蚁虫：“微笑局长”会不会成为又一个周久耕？》，2014-08-20。

[14]参见《当微博开房遭遇专业围观》，2014-08-26；丁建庭《小偷爱贪官看“小偷反腐”10年10案》，2014-08-26；《民工拆房捡到47万存折牵出内蒙古腐败大案一图》，2014-08-26

[15]祝华新：《公民参与应凝聚共识而非撕裂族群》，《中国青年报》2012年9月22日。

[16]刘伟：《雷政富视频曝光原因：许社卿为报复肖烨》，《南方都市报》2013年5月27日。

[17]参见何新田等：《今日舆情解读还有多少位“刘铁男”在“潜伏”》，2014-08-26。

[18][21]参见《舆情分析》，2014-08-26。

[19]参见曹林：《别把舆论监督演绎成舆论宣泄》，《中国青年报》2013年7月2日。

[20]转引自杨艳：《网络反腐5年“秒杀”39名贪官省政协委员向志强建议网络反腐制度化，引入第三方》，《三湘都市报》2013年1月29日。

[22]参见何新田、白梅、潘若辰：《今日舆情解读：网络反腐也需要程序正义》，2014-08-26。

[23][26]参见周英峰：《中纪委官员腐败和反腐败当前正处于相持阶段》，2014-08-26。

[24][34][美]安德鲁？基恩：《网民的狂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丁德良译，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59页。

[25]陶文昭：《互联网上的民粹主义思潮》，《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5期。

[27]曹林：《别在被放大的网络舆情中误读中国》，《中国青年报》2013年5月3日。

[28]参见辛明：《一个老外眼里的微博世界》，《中国青年报》2013年6月13日。

[29]参见丁建庭：《别只信“坏消息”不信真相》，《人民日报》2013年7月12日。

[30]参见刘江：《网络反腐也需制度支持》，2014-08-26。

[31]罗昌平说：“这么多年，仅仅是在举报方式上发生变化，制度上并无突破。就刘铁男案本身来看，先后经过了内部人举报、媒体报道、老干部内部举报、我的实名举报四个阶段。你能说这是一种胜利吗？”参见刘佳等：《罗昌平谈实名举报刘铁男：很难给反腐带来质变》，《京华时报》2013年5月29日。

[32]方磊：《我就是喜欢看到贪官被拿下——本报记者专访“反腐先锋”朱瑞峰》，《深圳特区报》2012年12月10日。

[33]王向前、齐亚琼：《微博反腐 搅动中国官场》，《河南商报》2012年12月8日。

[35]参见《人民网：宋林被查是庶民的胜利》，2014-09-03。

[36]中共十二大报告并未提反腐败问题，十三大、十四大报告认为反腐败是个改进工作作风的问题，从十五大到十八大的历届报告，都把反腐败提升到了政治斗争的高度，2013年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则又把反腐败提升到法治层面。

[37]参见郭少峰：《社科院腐败从个体转向集团化窝案串案较严重》，《新京报》2011年12月24日。

[38]参见刘旸辉、张翅：《中纪委网站开通网络反腐“正规军”开门主动应战》，2014-09-03。

[39]参见蒋彦鑫：《北京纪委书记：网络反腐大部分属实应该法制化》，2014-09-03。

[40]参见叶晓楠：《重拳打出反腐决心网络反腐有利也要规范》，2014-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