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关于“互联网+”的思考（6）

（三）“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的大变革必然会引发生产关系大变革

任何时候，社会生产力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存在并运行的。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判断，无疑是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的科学技术，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一判断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框架之内，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有着永恒的魅力。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之内，以“互联网＋”为领衔的高新科技革命和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对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而言，无疑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在一段时间内，可以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转嫁到其它发展中国家，使其内部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在一定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可以保护和促进高新科技的生产力的存在和发展，但发展到一定阶段或是超越一定时段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必然造成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的甚至绝对的贫困，必然容纳不下新科技带来生产力的急剧增长，最终必然抑制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存在和发展。

正因如是，我们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之内，放入历史的长河中，从根本上说，科学技术的本质是资本的奴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最终制约甚至破坏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引起社会的革命。也正因如此，马克思说，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蒸汽机、电力和自动纺织机甚至是比……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这也就是说，“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必然造成富国、富人愈来愈富，而穷国、穷人愈来愈穷这一状况的加剧，就必然会造就一批又一批对于国际垄断资本来说是“比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等，并可以进而发展壮大那些先进理论武装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队伍。随着资产阶级掘墓者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则是可想而知的了。

布朗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财产私有制度。他主张通过政治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但其基本策略是少数人的起义或阴谋手段，这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夺取政权是根本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恩格斯是群众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布朗基是英雄史观，是历史唯心主义者。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这一新生技术力量只有归还人民大众，才能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所以，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上说，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但不是距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越来越远，恰恰相反的是日趋接近。当然，谁也不能否认，这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其中还可能有较大的、甚至更大的曲折。

“互联网＋”的大发展，往往会首先和主要冲击着所谓的“中产阶级”即本质上的“中等收入阶层”。在当今世界语言霸权中的所谓“中产阶级”的“产”，实质上应该是指生产资料的“产”，而“中等收入阶层”中所谓“中产阶级”的“产”却是生活资料的“产”。比如，外企高管年薪300万、500万，这些不能算中产阶级，只能算高等收入阶层或者中等收入阶层。因为，这不是通过自己的财产雇佣大量的工人而获取地劳动剩余价值，而是靠自己的智力和体力拿到应得工资。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把西方社会的稳定寄托在所谓的“中产阶级”，即中等收入阶层的不断壮大上。就是建立所谓的“贫富两头小，中间‘中产阶级’大”的“橄榄型社会”。在全球经济繁荣时期，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说来，所谓的“中产阶级”是发展壮大的趋势，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可以利用自己的金融、贸易规制、科技等霸权，一方面源源不断地从海外获得物美价廉的商品，特别是生活必需品，以供给国内各个阶级阶层购买；另一方面用海外获取的丰厚垄断利润，为所谓非“中产阶级”的穷人提供了基本的生活待遇，建立所谓的“福利社会”；三是用海外获取的丰厚的垄断利润为所谓的“中产阶级”支付比生存工资要高的薪水，使他们在就业期间享受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美国多数人生活得很好，就是这样的原因。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经济繁荣时期，所谓的“中产阶级”也会处于正常的发育之中。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所谓“中产阶级”经济上的标志，就是有着相对较高的工资等较为稳定的收入，并以此作为抵押，还可以进行“车贷”“房贷”等，以提前支取和享受自己的甚至子孙后代的“资源”。但经济一旦进入下行通道，甚至步入停滞和危机阶段，就不仅造成大量普通劳动者的失业，而且会把大量的所谓“中产阶级”抛入失业大军。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的，所以一定要区分经济繁荣的时候和萧条的时候。做人不能只想着顺的时候和经济繁荣的时候，还得考虑经济萧条和危机的时候怎么办。

所以，美国《外交政策》首席执行官戴维•罗特科普指出，“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业技术的幸福结合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高将在创造就业方面产生前所未有的可怕效应”，“换句话说，律师和会计师很可能要感受到流水线工人几十年来感受到的痛苦”。

据美联储统计，由于房价、股市等暴跌，2007年至2010年间，美国家庭中位数净值就缩水39%；有50%的“中产阶级”在经济衰退期间与原有的经济地位相比有所下降，甚至明显下降。

这里所说的中等收入阶层绝大部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白领阶层”。这些人年纪轻、学历高，掌握着各种高科技技术，当这些人被抛入贫困行列之时，他们与本来就处于贫困行列的“蓝领工人”阶层相结合，其反抗形式和效果便与以往经济危机中的有很大不同，会创造比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还要危险万分的革命家、理论家、组织家，资本主义社会开始不稳定。

2015年7月2日，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员布伦达•M•西弗在一篇文章中对总统奥巴马的“中产阶级经济学”表示如下忧虑：“决策者一般都颂扬全球中产阶级崛起所带来的长期好处”，“不幸的是，中产阶级扩张在短期内的破坏性和不稳定性一直被相对地忽视了，而且这两者还因全球化和数字革命而被放大”；美国“中产阶级”“仍然面临薪酬增长停滞、裁员、大学费用飙升以及债务等诸多问题”；“其它发达的工业国家中的中产阶级也承受着类似的或者更糟糕的厄运”；“这一趋势可能助推关键国家发生社会革命”。这位学者在文中还引用了《文明的冲突》的作者亨廷顿这样的观点：中产阶级甚至是最具革命性的社会阶级。美国这位学者和亨廷顿是站在为资本主义补天的角度而担忧的，他们不是杞人忧天。当然，这是全球范围内所谓的“中产阶级”在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多年积蓄在股市、房市等各种金融衍生品市场上被洗劫一空，又被抛入失业大军之后的绝望、觉醒与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