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关于“互联网+”的思考(9)

李慎明:关于“互联网+”的思考(9)

2.要有正确的理想理念

习近平在11月17日政治局学习会上明确指出:“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截止2015年11月,十八大以来超过百位名省部级官员受到处理。改革开放以来,近700位省部级领导干部受到处理,还不包括军以上的干部。

我有几个认识的人就在秦城监狱,听说最后都通过反思说原因在哪?一个是不好好学习,一个是丧失了信仰,这是由衷之言,不是官话套话。

在中国革命史上,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过6位亲人。徐海东大将的家族有70多人牺牲。何长工,为革命献出家人及同族亲人40余人,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还被国民党反动派极其残忍地剁成肉酱,装到罐子里。贺龙宗亲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其中一个15岁的亲弟弟被放在笼屉里活活蒸死。

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到1928年上半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达31万多人,毛主席才提出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新中国来之不易,我们不能让革命烈士的血白流。

3.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

我们的高中生还比较单纯,但大学特别是研究生毕业后,即是美国统治者的思维,即林语堂所说:“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有一些博士生你跟他说美国稍微点不好,他跟你急。是马克思说错了吗?马克思讲这个往往是几百年、上千年、上万年的,决不能仅凭以十或数十为单位的短暂时间来评判其正确与否和功过是非。以眼前的个人利益来衡量它的对错,是我们的心胸和眼界太狭小了。

我有一个体会,学习如果有捷径的话,就是对比战斗。想办法找到极左极右的网站对比着读,看谁讲的有道理,可以提高很快。

4.一定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增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之际,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的艾伦•杜勒斯详细勾勒如何用和平办法促使苏联的演变:“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步抹去他们的存在”;

一个电影两个多小时,镜头对着一个秀丽少女脸上的青春美丽痘,说这个就是一个少女,你说是假的吗?确实她脸上有青春美丽痘,她是局部真实,本质不真实。一部电影说就是代表了整个时代,整个毛泽东的时代,你还很同情,哭哭啼啼地跟着,看完以后就说那个时代怎么那么黑暗啊?还有很多光明的东西。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肆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过去读到这个体会不深,十八大以后一反腐,发现真是这样,完全归罪于他们,不是。但是西方在促进官员贪贿无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改变你价值观。

只有少数人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他说那好办,我找到诽谤他们的方法,说服他们是渣子,在网上谁要提共产党、社会主义、毛主席好的话,你会看到有组织的进攻。还给人家造谣,包括说罗援是逃兵,讲的有鼻子有眼的;戴旭,空军的大校,为党讲了几句话,网上铺天盖地的骂,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伦•杜勒斯的哥哥约翰•杜勒斯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它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人身上。

毛主席听到了以后就想该怎么办?最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同志明确肯定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好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特别是红卫兵身上。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等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负责人谈话。谈话从凌晨3时半开始,直到早上8时半结束,长达五个小时。毛主席最后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认识到自己的想法错了,直接从学生中培养接班人是不行的。那该怎么办呢?毛主席思来想去四个月,到1968年12月他下了决心。他可能想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所以想换一个角度。就好比我们的生活中,孩子不听家长的话,家长就找自己的亲戚朋友,让亲戚朋友跟孩子说一说。毛主席是农民,他知道农民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在城市中父母温暖的怀抱里是培养不出接班人的,于是就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让农民教育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所以这就有了16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毛主席这个时候可能也想到了,这些孩子到乡下会吃苦,甚至要吃大苦,可能要埋怨自己,甚至要骂自己,但是没有关系,为了打破杜勒斯兄弟的“和平演变”战略,他挨骂也认了。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在7名政治局常委中,有4人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习近平总书记15岁去的西北黄土高原,一待就是七年多。

2004年,习近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八年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这几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习总书记的大国领袖风范,就是从那个时候打下的。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杜勒斯兄弟创立了“和平演变”,毛泽东创立了“反和平演变”,只是他们所服务的对象不同。他们所创立的各自理论,都在实践中较量着,甚至这种实践和较量甚至是刚刚开始。

责任编辑:田甜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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