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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如: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坚持从严治党(2)

二、全面从严治党与“四个全面”的关系

在推行全面从严治党的同时,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它放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去把握、落实。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时讲话,在论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时,强调“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3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与‘四个全面’之间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这个班讲课的内容主要是贯彻上一年年底的中央全会精神,同时部署当年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为何将坚持依法治国提出来?是因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这也是从理论上讲了法治的重要性。

那么,如何依法治国呢?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有很多。现在,又提出要将依法治国放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去把握,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本就是“四个全面”中的一个全面。那么,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还要强调“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呢?是因为“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都不能够离开整个战略布局,而今天讨论全面从严治党,同依法治国一样,也是“四个全面”中的一个全面,就如同依法治国要放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去把握一样,所以,全面从严治党也应该放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去把握。

第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也就是说,尽管“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都有重大战略意义,但“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还是有区别的,所以不能等量齐观。实际上,这“四个全面”应该是“1+3个全面”,也就是说,其中的三个举措应该是服务于和服从于战略目标的。无论是抓改革、抓法治或是抓治党,都要能够有利于全面小康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同样,现在讲的全面从严治党,也是整个战略布局中的一个战略举措,要为战略目标服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因为,全面小康是我们实现现代化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摒弃了以阶级斗争纲,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当年曾到朝鲜访问,后又到东三省视察、调研,一路上讲了许多话,就是非常重要的“北方谈话”,并提出“只有努力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发出的重要信号就是工作重点转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工作重点转移的这个目标实现,而后,邓小平同志开始考虑中国要如何才能实现现代化。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但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世界形势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们还能否在二十世纪末实现现代化,这是邓小平同志反复考虑的问题,尤其在看到美国、日本等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已经和六十年代完全不同时,邓小平在1979年3月提出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之所以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因为世界变化太大,而我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又耽误了很长时间,所以要把现代化的标准降低,叫中国式现代化,或者是降低标准的现代化。

    那么,中国式的现代化又是什么?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小康。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回答大平正芳关于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究竟是如何构思的问题时,提出“小康”的概念。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小康的标准是到二十世纪末,人均GDP达到八百美元。2000年,我国人均GDP是824美元,达到了当初制定的800美元的标准。但是,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指标没有达到。比如,农民的人均收入指标没达到、农村落后的问题没解决等。那么,接下来就是要紧紧抓住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这个战略机遇期,在已有小康基础上解决仍然存在的问题。所以,就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就是十六大报告的标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所以,现在不论是讲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其实都是为了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实现,也关系到党对全国人民的承诺,关系到我们的执政合法性和执政地位的巩固等问题。所以,正确认识和处理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系,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建与发展的关系。这里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二是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有利于调动积极性,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而不是影响甚至冲击国民经济的发展。而现在,这两个方面却都存在问题:一方面,长期以来,有的地方、有的部门视党建为可有可无的软任务,甚至以发展经济为由头违反党纪,胡作非为,产生了大量的腐败问题,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和权威;另一方面,虽然我们加强了党的建设,特别是加强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从严管理干部,但在各地都发生了干部不作为、发展受影响的问题。党中央对此很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两点明确意见:一是“我们现在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是不是过严了?答案是否定的。很多要求早就有了,是最基本的要求。现在的主要倾向不是严了,而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不存在严过头的问题。”二是“当前,所谓‘为官不易’、‘为官不为’问题引起社会关注,要深入分析,搞好正面引导,加强责任追究。”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讲话中指出:“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自当在其位谋其政,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如果组织上管得严一点、群众监督多一点就感到受不了,就要‘为官不易’,那是境界不高、不负责任的表现。这一点,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这也就是他提出来的两点含义:一是我们现在管得并不是严了、多了,这些规定原来就有,我们现在只不过是坚持这些规定而已,对于过去管得不严的地方现在要落实起来;二是干部本身就应该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本身就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

所以,讨论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系,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需要我们下工夫去解决的实际问题。

责任编辑:张一博校对:田甜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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