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弘：解决“城市病” 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9）

第三个重点领域是推动产业升级转移。

产业经济发展是区域发展的基础。《纲要》明确了三地产业转移升级的现实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北京要强化创新，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王安顺市长指出，北京要做白菜心，不做白菜帮。这体现了北京要发挥人才、信息、技术、科技等明显优势，实现“高精尖”发展。北京不具备土地资源、人力资源的优势，因此，需要这些资源的制造环节就可以让渡河北，而河北也具有很好的条件和很强的盈利能力来承接这样的制造环节，如此一来，就实现了优势互补。

同时，体制机制掣肘也是北京出现“城市病”的原因之一。1997年，北京市八次党代会正式提出“首都经济”的概念。“十二五”时期又对首都经济做了内涵的深化。首都经济的内涵是服务经济、总部经济、知识经济和绿色经济，提出了高端、高效、高辐射产业，这些和高精尖产业、高精尖经济结构的内涵是一样的。但是，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导致有些规划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与实施。同时，由于区县、乡镇要面对城市化资金的需求，能够发展高端产业固然是好的，但是在没有高端产业时，就要发展中高端产业，甚至是低端产业。

比如，北京地区近十年的外来人口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集中在批发零售、制造业、住宿餐饮、建筑业这四个相对比较传统的行业里面。特别是北京的批发零售行业已经过于强大。批发零售从业人员占全市总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13%，像大红门市场、新发地农产品市场以及动物园批发市场等，远远超出了北京的城市需求。一个城市，如果少了批发零售功能，一定会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不便，但如果这种功能已经超出了城市的需求，也会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不利因素。比如说，新发地农产品市场，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货物是供应给北京地区的，三分之二是供应整个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大量的蔬菜用卡车拉进来，形成大的交易平台，交易完成以后，另外一些地区又采购回去，造成过多的车辆进入北京。很显然，这个功能就已经超出了北京的需求。现在，新发地开始与高碑店合作，在高碑店地区新建新发地高碑店分市场，并且已经开业试运营。

北京发展经济要服务于首都的战略定位，服务于为老百姓建设宜居宜业的、具有国际化生活品质的城市，而不是简单地追求经济规模、经济速度，因为规模过大、速度过快就会造成过多的资源被占用、人口集聚过快，特别是在体制机制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使得很多区县陷入了过度依赖房地产的发展怪圈。

发展房地产，是因为开发收购土地能给区县带来快速的资金收入。房子建起来以后，人们就要去买，尤其在2010年之前，房子没有限购的时候，北京60%的房子是由外地人购买的。大量的外地人在京买房、在京生活，政府就要为这些人提供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财政资金的支持。而这些财政资金的来源就是发展经济。没有体制机制保障的经济发展，就会陷入粗放式的经济发展中。

所以，现在北京已经到了精细化发展、高精尖发展的时期，不宜再追求更高的速度，而是保持一个中高速的增长就可以。在这个速度之下，以更高的质量来获取能够满足城市需求的财政收入。这就需要对北京经济发展方式和程度的把控。在发展过程中，要转变观念，把落实首都定位放在第一位，不与其他省市攀比GDP、增长速度，从容淡定地跨入科学发展的新阶段。这是第一个，转变观念。

第二，要解决体制机制。各区县之间要差异化定位、高端化发展，避免恶性竞争。政府要增加政绩考核的改革，不要简单地以GDP的速度、规模论英雄，而应该加强对单位GDP能耗、水耗，以及对创新能力、生态效益、特色化、高端化发展等指标的考核。把全市经济发展的动力引导到高端发展、高精尖发展的路子上来。我们是一个法治社会，不能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人口，但是我们又不能发展那些低端产业，因为社会没有这样的就业需求。而通过这样一个以业控人的合法、合理、合情的发展路径，就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就业岗位，这样就从客观上间接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向北京集聚的趋势。否则的话，我们控制人口根本没有法律依据。

第二条路径，北京要加强与河北、天津的合作。在制造业方面，北京更多地是作为研发总部，以及从事设计等环节。周边地区则是做产业链、做制造、做转化，甚至是做大规模的孵化。在服务业方面，北京更多地做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通过这些服务为周边的转型升级提供支持。北京的服务业实际上是辐射全国的。比如北京的很多会计师、律师，所接的业务大部分都在外地。因此，北京要更多地和河北、天津进行合作。

第三条路径，在农业方面，要共建菜篮子，生产绿色、安全的农产品，推动环京津冀一小时鲜活农产品物流圈的建设，保证首都老百姓能吃上安全、放心的菜。这样也能给河北的农民创造增收的机会，以市场需求为联系，带动整个区域的合作。

北京这几年下了很大的决心。2014年就关停了392家污染比较重的企业。现在，正在推动产业向外对接，并搭建了30个产业疏解的平台，推进53个项目向外疏解。其中，河北已经承接了超过80个北京转移出去的工业项目，总投资超过1200亿。转移完成以后，产能大概能够达到2500亿。特别是北京现代第四工厂，被安排在了河北沧州。2016年投产以后，年产小汽车可达30万辆，发动机20万台。这次疏解非首都功能，北京下了很大的决心，就是要跳出“一亩三分地”的思维，真正让河北来承接产业的生产。

第五，构筑创新驱动的新增长极。

北京地区的科技资源非常密集，我们应该发挥这个优势。在京津冀地区，北京一个城市的R&D（研究与开发）投入人员和经费占整个地区的六成以上，因此，它的创新源头作用要更好地发挥出来。

事实上，河北的发展也没有离开北京。2014年，从中关村流到天津和河北的技术合同达到2500项，其中流向河北的技术合同达到1483项，成交额为40.4亿元。可以说，京津冀地区的技术合作有着很好的基础，但是离我们的希望、离《纲要》提出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我们要解决合作过程中体制机制的创新问题，以及资源自由流动的问题。

在新形势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是落实首都定位、推动经济协同发展的战略选择和根本动力。具体方法有如下几条：第一，要强化协同创新的支撑。在三地科技创新领域构建合理的分工体系。第二，完善区域创新体系。第三，整合区域创新资源。北京在创新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它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2014年，北京中关村新创办的科技企业就有1.3万家.2015年前三季度，新创立的企业达到1.8万家。可以看出，北京已经率先形成了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新局面。

在未来，我们要突出以下内容：第一，突出原始创新；第二，突出中关村的引领作用；第三，要推动跨区域创新合作的新体制、新机制、新模式。通过共建园区、共建孵化器，把北京的创新经验分享出去，解决合作中存在的机制问题。这是第二大部分内容，也就是京津冀规划的核心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