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传：走进晚明（5）

三、晚明的政治变化

晚明的政治也发生了变化，因为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会跟着改变。我们讲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万历十七年

黄仁宇先生写的《万历十五年》很多人都读过，这个人思想敏捷，很了不起，但我不同意他的历史观，我认为在万历十五年的时候值得一提的事件就是海瑞死了，但是黄先生写得就是好，通过对这一年的描写，给我们展现了晚明的政治历史面貌。而万历十七年这一年发生了几件惊动朝野的大事，值得我们思考。

万历十七年的年初就出了一件事情。年初有一个官员去顺天府考试的时候作弊，这个考生是官员子弟，文理不通，写的东西水平很低，可是也通过考试了，就有人把这件事举报了，一时之间社会的舆论压力非常之大，在这个舆论压力之下，就有人提出来是不是再考一次，万历皇帝不同意，说问题归问题，哪能有问题就重考啊。可内阁大学士就劝皇帝，他说你老人家没关系，我有压力。最后只好派调查组去调查，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事儿才慢慢压下去。这样的事在今天看来很正常，但是在晚明那样一个君主专制时代，舆论说有问题，有官商勾结、作弊，政府就得派工作组去调查，还写出报告给大家公布，这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吗？哪个朝代、哪个皇帝允许？但是晚明就发生了，这就是政治上的进步，这就是变化！这件事情虽然在明朝的历史上是污点，但它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明朝变化了。

万历十七年末还有一件新鲜事，一个司法中层干部写了奏折骂皇帝。大家都知道明史上有一个海瑞骂皇帝，写过“嘉靖者，家家洁净而无财源”，故意把“嘉靖”写成“家家穷，净光净”，嘉靖一听就气死了，但海瑞不怕死，嘉靖自己拿这个奏书看独自生气，心想你想当比干我还不是商纣王呢，于是把海瑞投进监狱但并没有赐死，等嘉靖皇帝死了，海瑞就被放出来了，成为清官的楷模。万历十七年骂皇帝的雒于仁只是个中层干部，他说我进京当官一年多，见了你不过三回，你整天一会儿疲软、一会儿动火，什么都做不了，走路都成问题，皇宫里有那么多的名医给你开药，你怎么病都没好？你的病医生给你治不了，我给你治，你的病就是因为喝酒溃胃，好色耗精，贪财乱神，尚气损肝造成的，你就是这病，我给你写了一个《酒色财气四箴》，这上面写着好的帝王怎样处理国家和个人生活，你就和坏的皇帝隋炀帝一样，你多念念就好了。万历皇帝看了后说这不是混账吗，大年三十的他堵着心就回宫了，明朝正月初一不休息，按惯例第二天他还得上朝。万历皇帝本来就不爱上朝，这一天他气得躺在床上装病，等着大臣们拜见问候的时候，再接上话说根本没病是被别人气坏了。可谁想到因为万历皇帝经常这样，大臣们都不过问了，这想说的话没说出来。皇帝只能自己申辩了，他说这人说我爱喝酒，你们在家里谁不喝点酒啊?说我好色，你们知不知道郑贵妃对我有多好？说我贪财，你们家里面不理财，日子能过下去吗？说我怄气打人，你们家里的仆人、儿子、孩子惹你生气，你不打？你看这个情况用咱们今天的话讲，就像两人打架要找一个公道人做主。你是皇帝，却让大臣给主持公道，哪朝哪代有这种事情？

万历皇帝无端让人给骂了一顿也很窝火，他说你们这几个大臣是我的爱卿，我让这小子给骂了，你们得给我出气。大臣们说皇上这样可不成，这小子可坏了，海瑞骂了皇帝买了口棺材，这小子才不这么干，他在家里等着您的反应，您只要有反应他就出名了，所以这件事情的处理办法就是不传达、不反应、不理会，看他怎么折腾。于是从这天开始明朝就形成了一个制度叫做“奏书留中”，是指上来的奏书皇帝不满意就不理你，搁置不处理，就当没这回事。大臣骂了皇帝，皇帝却都不敢反应。结果慢慢地这留中的奏折就越来越多。所以晚明在政治上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已经形成了官员与皇帝的对立，在对立的过程中也有了心态的变化。所以说这反映了明朝君主专政的制度已经松动了，人们的政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再讲一个万历的故事，这件事让我觉得万历皇帝都有点可怜之处，他想立郑贵妃的儿子当太子，郑贵妃很精明，趁万历和郑贵妃两人在宫里面拜佛的时候，让万历皇帝写了一个字据，上面保证将来必须得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可是大臣们都反对，退朝后郑贵妃人家有字据，你皇帝答应的事情兑现不了，就不依不饶，弄得万历皇帝很尴尬。大家知不知道明朝皇室的钱从哪来啊？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国家是他的，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不是这样的。明朝初年就规定了皇帝只能花四百万两，每年的官员赏赐和皇室开销都从这些钱里出，这规定到万历年间有二百来年了，全国人民都涨工资了，就皇帝没涨，所以万历皇帝也很窘迫。

（二）政治价值观的变化

当时的内阁大学士许国说过这样一段话：“小臣一开口，不必是，即为风节；大臣一开口，不必非，即为朋比。小臣百诋大臣，辄以为不可屈而抗威权；大臣一侵小臣，便以为不能容而沮言路。”这是许国的观点，这个观点反映了当时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一个怪现象，就是上级领导一张嘴，基层干部就批判上级领导不能随便乱讲。晚明时小臣骂大臣的话什么都有。这反映了旧的秩序的混乱，新的秩序没有形成。如果说这种混乱好的地方，就是政治价值观念的变化，主体政治观发生了变化。

再举一个例子。当时内阁大学士王锡爵遇见了东林党的创始人顾宪成。顾宪成就问了，王大人从京城来，这京城可有新鲜的事否？王锡爵讲了，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皇上和我们这些大臣们，我们想要做什么事，天下老和我们唱反调。顾宪成把脸一拉，说王大人此言差矣，“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政治主体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个时代的政治能不变化吗？所以晚明这个时代，我们不仅说它的经济、文化甚至生活发生了变化，它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政治主体价值观念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