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传：走进晚明（7）

五、晚明的历史思考

首先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畸形的社会风气，其次是日趋复杂的社会矛盾。政府没有能够把这些社会矛盾解决好，国家权力异化，国家权力成为为利益集团服务的机器，人文精神缺失。如果我们追查晚明灭亡的历史原因，发现这不是某个人的责任，而是全社会的责任，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可悲的是，明朝灭亡以后，大家去找原因的时候都把责任推给别人，包括顾炎武、王夫之这么了不起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如此，都认为是别人的责任，只有黄宗羲没有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

（一）畸形社会风气

首先我们来讲明朝的社会风气的问题。葡萄牙传教士克路士在《中国志》里记载过，他在路边看到一个卖鸡的摊位生意很火爆，一群人围着买，他凑到里面看个究竟，发现原来后面有很多人忙碌地给鸡注水，卖的是注水鸡。我看到这条材料，心里很沉重。我们是小农经济，没有很好的教育和引导，碰到商品经济时就会出问题。晚明的时候，江浙首先被商品经济冲击了，做假售假屡见不鲜。杨梅用大棕刷墨染紫黑色，老母鸡拔了毛插上野鸡翎就充当野鸡卖，全是干这个的。这就是小农经济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出现的必然现象。

（二）日趋复杂的社会矛盾

明朝的医生乱收费现象也非常普遍。当时有位很了不起的儿科医生，他的朋友抱着孩子来找他看病，他一看就明白了，这孩子不过是出水痘，好好保护水痘症过去了就好了。可是所有的医生都把它说得不得了，都开大药方赚钱，挣完了钱也不能说出真相，以免砸了同行的饭碗。

（三）国家权力的异化

晚明时期，地方苛捐杂税的征收非常严重。你看看岭南收税的情形：“岭南税事，从来有之，凡舟车所经，贸易所萃，靡不有税。大者属公室，如桥税、番税是也。小者属私家，如各埠各墟是也。各埠各墟，属之宦家则春元退舍，属之春元则监生、生员退舍，亦有小墟远于贵显者，即生员可攘而有之。近闻当道者行部，过一村落，见设有公座，陈刑具，俨然南面而抽税者。问为何如人，则生员之父也。当道一笑而去。”“大者属公室”，“小者属私家”，这里面的“公室”与“私家”成为向百姓勒索财物的一个整体，因此也就成为了一个共同利益集团，虽然根据掌握公权力的程度不同，其攫取社会财富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但其总体利益一致，因此才会有当道者见之，心知其违法，却一笑而去的现象。国家公权力异化了，成为为少数利益集团而服务的了。万历皇帝就曾经派太监到各地大肆收税。

就是在万历三十年，欧洲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叫贝特案。这一年英国商人贝特在法院状告国王乱征税，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贝特最后败诉了，因为国王有权力规范贸易。可是这一天是英国税收的转折点，议会、法院都开始盯着国王，看皇室是否真的在规范贸易。如果不是，好，对不起，你不能做。但是在中国，御史给万历皇帝上书，万历皇帝却并不在意，那时虽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却与欧洲出现了差距。这些差距是最根本、最要害的东西，我们应该反思，总结教训。

（四）人文精神的缺失

更严重的是，苛捐杂税导致了晚明的民变发生。晚明的民变，以前一直认为是阶级斗争，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发现，民变不是反对朝廷，而是反对苛捐杂税的政策，也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明朝的这种民变，目的不是推翻政府，而是要求政府改变政策。当社会矛盾变化、利益群体变化时，整个社会的格局就变了。政府应该相应地改变政策，人们通过这样的行动让朝廷知道了要改变政策，适应这种变化，这样社会就进步了。我认为民变的作用要大于农民起义。农民起义的目的就是推翻统治政权，自己做皇帝。民变和农民起义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