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雷：从反复试错到探索定型——近代中国转型的历史反思（8）

 （三）怎么做

北洋系、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这三大团体在领导中国转型的过程中分别采取了什么样的路线？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归纳为“两条道路（六种选择）”。

1.于传统思想与体制中变革中国

北洋系的基本思路是于传统思想与体制中变革中国。不论是早期的曾（国藩）、李（鸿章）变革，还是后期袁世凯的清末新政，也包括中期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虽然不是北洋系主导，但其主要的思路也是于传统思想与体制中变革中国），都选择了传统主义（选择一）的道路。

这条道路在两次事件中受到了重创。第一，甲午战争。在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的战败使大家意识到于传统思想与体制中变革中国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缺陷，就是在原有体制不动或者微调的情况下进行增量改革或者局部改革，所产生的改革红利容易被原有的体制稀释掉。关于中日甲午战争，梁启超曾经判断说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从这个判断就可以看出，北洋系改革产生的红利被旧体制所稀释，没有办法带领整个国家创造一个新局面。辛亥革命之后，这种于传统思想与体制中变革中国的思路就没有市场了。

2.于西方秩序中再造中国

民国建立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潮流是于西方秩序中再造中国。但是，于西方秩序中再造中国，我们也经历了不同的“西方”选择，这个西方是打引号的，其内涵在于：到底哪个“西方”适合中国，我们也不太清楚。胡适曾经有一个讲法叫“充分西化”，但至于是充分哪个西化，他也没有讲清楚。按他的说法，是先把西方的东西都拿过来，然后再揉出个一二三四五来，但这个过程并非像他想象的那样顺利，而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1）以日为师（选择二）

辛亥革命之前，我们也开始西化，但那个时候并没有成为主流。我们最早西化的学习对象，就是已经西化的日本。为什么日本会成为中国在辛亥革命前后主要的学习对象？一是中日文化相近；二是中日国家体制比较相近；三是在北洋时期，特别是在清末袁世凯主政时期，中国先后向日本派遣了大约42000个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回来之后对于中国的改造，自然是按照日本的模式进行的。应该说，我们从日本那里吸收了不少东西，但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我们对日本的学习基本中断了，因为国家的体制已经不可能再走到同一条道路上来了。

（2）英国的虚君制（选择三）

对于英国的虚君制，总的来讲，我们只停留在思想辩论层面上，其主体是以张謇为代表的地方立宪派，试图建立一个虚君的政治体制。其不足之处在于，没有非常充分地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中国2000多年来实行的基本体制是中央集权和元首世袭，实行的是强军制，实行的是“强国家－大社会”制。这种“强国家－大社会”制与英国的体制差距太大，没有哪个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能够在短短几年之内转一个180°重起炉灶，这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社会并不是个人的意志就可以转移的，历史的延续性是非常强的。

（3）美国模式（选择四）

中华民国最初学习的对象就是美国，按宋教仁的说法就是“以美为师”。中华民国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文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就是以美国宪法为底本制定的。但是，美国这套体制后来也被放弃了。什么原因？从现实效果上来讲不成功。梁启超1920年在段祺瑞的支持下推行联省自治，尝试着建立一个地方自治的联邦国家，全部失败。什么原因？跟英国制度没有被选择是同一个道理：经历数千年的中央集权，中国已经形成了国家与地方关系的固定模式，尝试着在短短几年之内把这种关系打破是不客观的，带有很强的以理想来切割现实的特点。一个国家的建设，在主义、思想与现实之间并不能说纯粹以思想来切割现实，这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表现。

（4）德国模式（选择五）

曾经一度成为我们选择的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这一点可能国内的学者不太注意。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我们曾经一度尝试着想学习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因为1929年之后，德国在短短的十多年之后，迅速成为欧洲第一强国。这对于当时处在灾难深重时期的中国精英团体来讲，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所以蒋介石在演讲中经常提到“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这个说法就是从希特勒那里直接学习过来的。张学良在1936年的一次谈话中也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救这个国家，现在看来只有两种有可能，一种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一种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个表述就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精英阶层基本的思想动态。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受到欢迎是因为它能够在短时间之内给中国以强有力的帮助，至少当时的精英阶层有这种看法。但是因为二战的爆发，所以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也没有成为一个选择。我们最后的选择实际上是以俄为师。

（5）以俄为师（选择六）

“五四运动”之后苏联就成为我们的选择，既成为国民党的选择，也成为共产党的选择，这不是偶然的。第一，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建立政权之后，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抵抗住了来自14个国家的干涉，维护住了苏维埃政权。这一点对于当时被列强欺凌的中国来讲具有很大的刺激和鼓舞作用，当时的精英阶层都普遍认为俄国这套体制，能够使中国迅速从灾难中缓解过来。

第二，苏维埃政权展开了“动听”的政治宣传攻势。苏维埃政权一建立就表态，要废除沙俄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权益没有得到保护。但是《巴黎和约》签订一个月后，苏维埃俄国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卡拉汉代表苏俄政府发表了一个《卡拉汉宣言》，宣称俄国尊重各亚非拉殖民地国家的权益，要把这些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废除掉。1920年，卡拉汉进行了又一场宣布。所以苏俄的政治宣传赢得了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普遍欢迎。这一点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苏俄派来的共产国际使者的欢迎情况就能看出端倪。

第三，苏俄（及其后的苏联）以数十年的时间，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一点也让当时的中国精英阶层备受鼓舞，认为俄国这套体制能够实现救亡和复兴，这是“以俄为师”能够成为国共两党共同选择的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