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向阳：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9）

2.善于化解风险

一个制度很重要的不光是要抓机遇，还要防范风险。如果不能防范风险，那问题就大了。如果光抓住机遇，机遇用上，产生结果了，但是一个大风浪来了，没有注意到，就有可能把创造的成果吞食掉。我们的政治制度有防范风险的能力，我们的政治制度就像一艘航空母舰，再大的风浪都能稳得住。邓小平同志在1988年曾经讲过：“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

2000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曾讲：“我们在前进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地遇到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困难和风险。远的不说，只要看一看党的十五大以来的这两年多时间，我们就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严重洪涝灾害的考验，发生了美国悍然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法轮功’邪教组织聚众闹事、李登辉抛出分裂祖国的所谓‘两国论’以及主张‘台独’的陈水扁在台湾地区选举中当选等重大事件。”但是我们扛住了，我们能够很好地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

2007年12月，胡锦涛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也提出过，“越是形势好的时候，我们越要有忧患意识，越要居安思危”。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之所以要突出地讲忧患意识，是因为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的国际环境中，在国际国内各方面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现实状况下，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较大风险的可能性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很现实的。我们必须有足够估计，做好最充分的准备。比如说，发生非典疫情那样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发生影响全局的严重自然灾害，发生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严重金融风波，发生世界性能源危机，发生影响我国的局部军事冲突，发生国际反华势力纠集起来对我国施压的情况，发生重大‘台独’事变，发生‘藏独’、‘东突独’等分裂势力、恐怖势力的严重破坏活动等等。”所以，我们党早有判断，而作出这些判断的前提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政治制度来确保中央领导集体能够敏锐地看到这些问题。

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后5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需要注意的是，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责任感和自觉性，把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风险防控好，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推给上面，也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留给后面，更不能在工作中不负责任地制造风险。要加强对各种风险源的调查研判，提高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精细化，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及其原因都要心中有数、对症下药、综合施策，出手及时有力，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

那么，我们为什么能够及早意识到可能会面临风险？是因为我们有政治制度和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

其次，我们的制度有化解风险的能力。也就是说，即使出现风险，我们的制度也有非常强的化解风险能力。

第一，我们的政治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的力量。无论是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还是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政治体制，都是服务人民群众利益的制度，是能够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制度，这是化解风险最重要的制度基础之一。也就是说，一旦出现风险，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民众的力量来化解风险，就像出现“非典”疫情、汶川大地震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我们都可以通过动员群众，及时把风险化解掉，将损失减到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