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打造国家新的经济增长极
建设雄安新区实际上是要打造一个国家新的经济增长极。目前,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9个年头。39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三大经济圈——“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功不可没。但与以广州为龙头的“珠三角”和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相比,京津冀的地位似乎有些尴尬。虽然改革开放至今,这一区域也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在全国的影响力上,和“珠三角”、“长三角”相比,似乎还有不小差距。上个世纪80年代,“珠三角”是中国经济的引擎和火车头。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长三角”迅速崛起,取代了“珠三角”,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当然,尽管“珠三角”的作用自90年代初被“长三角”所取代,但依然是中国经济最活跃地区之一。
那么,京津冀为什么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和火车头?京津冀战略定位缺乏统筹,导致的问题主要有:功能布局不够合理,三地发展定位衔接不够,京津部分功能交叉,存在一定程度同质竞争;城镇体系结构失衡,京津过于“肥胖”,周边中小城市过于弱小;产业布局缺乏统筹,没有形成相互衔接的产业链;京津冀产业同质化竞争严重,尤其是工业与制造业企业,在京郊、天津和河北都广泛分布,缺乏有效协调。
因此,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这一《纲要》对京津冀区域的整体功能定位,体现了三省市“一盘棋”的思想,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如何形成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使京津冀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极。这既是中国整体发展的需要,也是京津冀区域所具有的资源优势使然。在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中,长期以来采取的是以复制模仿、“拿来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赶超战略,目前看来已难以为继,需要调整发展模式,而创新则是新发展模式最鲜明的特征。京津冀区域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显著,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使这一区域成为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进而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极就至为关键。
《纲要》也对三地各自的功能作了定位。北京的定位是“四个中心”,即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天津的定位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的定位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这一定位可以凝聚起三地资源优势,形成整体合力,同时也是为整体功能定位服务。
落实这一定位,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加大河北产业结构调整。河北在全国的位序持续下滑,最重要的原因,有的同志认为是河北目前“四期叠加”,而我认为是“两期叠加”,就是说,河北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阵痛期和环境治理攻坚期。正由于产业结构面临一些迫不得已的调整,再加上环境治理任务艰巨,“两期叠加”影响了河北经济增长速度。相比之下,北京在这方面就领先一步。北京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调整产业结构,当时提出“首都经济”的概念。2001年申奥成功后,北京通过筹办奥运大力调整首都产业结构。可见,北京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远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产业结构调整对整个地区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而河北的产业结构长期以来调整缓慢,造成钢铁等产能严重过剩,可以说,已经到了不调整就没有办法继续发展的地步。
经济增长会影响产业结构的改变。由于需求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带来生产结构的变化,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力较高的部门转移,这样就能够加速经济增长。同样,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会引起需求的变化,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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