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且岸：容人并存、自信独守是中国现代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标志（5）

第三个问题：文化自信与反思。大家知道，文化发展的高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性的构建。只有具备敢于反思自我、否定自我、剖析自我的基本精神，才能给先进文化的发展注入原创力和源动力，从而在理性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的创新。我觉得这应是文化自信必备的气质。“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转型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各种文化之间的矛盾异常突出。因此，如何来审视这些矛盾，如何来反思自我，都需要有理性的支撑。

李大钊在讲到怎样看待文化的矛盾，甚至怎样看待自我的时候，他以日本为例，因为李大钊曾经在日本留过学，对日本的近代文化非常了解，他指出，看待一种文化的时候，分析一种文化的时候，要有一个充分的道理对抗。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比较，而且一定要允许道理对抗的存在。也就是说和自己不同的东西，不仅允许它存在，还要通过与自己不同的东西做比较时，树立一个思想的标准，或者叫判断分析的根据。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分析不同文化和自身文化的时候，要构建一种悖论思维，而不是说我们要一切从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方法。不必从同，不能从同，亦不可从同。

这种悖论的东西，我们为什么没有建立起来呢？李大钊专门去追寻了它的原因。他说我们无法形成一种悖论的思维，就在于我们的惰性太深、奴性太深，总是不肯用自己的理性去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靠人不靠己，这样的民族性真是可耻。理性太重要了。所以从反思民族性的角度看，靠人不靠己，其实不单纯是一个可耻和可羞的问题，它还是阻碍我们文化转换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精神障碍。所以扫除这样一个精神障碍，真正构建一种理性的悖论思维，才可能正确地认知自己，认知中华文化。

李大钊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反思，切中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民本思想。他对民本思想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叫做民彝。他通过民彝的概念来反思中国文化。这篇体现他反思的文章，是他结束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发表的，叫做《民彝与政治》。他说“彝”在传统上看，是一种礼器，强调礼制的“礼”，不是理性的理。中国文化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其实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仁”，仁者爱仁的“仁”，其实更重要的是在于礼制的“礼”，典礼的“礼”。那么“彝”作为一种礼器，它象征着什么呢？它象征的是一种权力。注意，这个权力的“力”是力量的力，强调的是power，看作是统治权力的象征。现在李大钊要把象征统治权力的“彝”的概念赋予谁呢？赋予民，人民的民。所以“一以见民彝者，吾民衡量事物之器”不是传统的礼器，而是吾民衡量世礼之器，理性之器。

今天怎么来理解这个话？为什么说它是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反思呢？就是说这个“彝”在李大钊的心目中已经由权力，由统治的权势变成了人民的权利，这个利是利益的利，英文叫Rights。给民以这样的权利，这是最根本的。也只有民获得了这样的权利，才有可能建立自己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