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兵：“两论”的写作背景、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 （8）

（三）彻底批判了“左”右倾错误

毛泽东同志在《哲学批注集》中说，“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同志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总结历史经验写出来的。

《实践论》题注说：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

《矛盾论》题注说：这篇哲学论文，是毛泽东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这两个题注，明确地告诉我们，毛泽东撰写这两篇哲学著作的重要目的，就是从哲学层面揭露教条主义者的真面目，以哲学的彻底性达到彻底批判教条主义者的目的。

在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后，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但仍然还有一部分人没有转化过来，需要从哲学上进行有力地说服；对于在实践中认识到了危害的同志，也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揭示，以达到彻底的目的，并在以后的实践中少犯类似的错误。实践证明，觉察到了并不等于立刻理解了，只有从思想上看透其本质，才能深刻地认识到危害性。

《实践论》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剖析了“左”倾教条主义的认识根源，批评了教条主义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教条主义照抄照搬书本上的东西，不注重实践，不考察实际情况，在认识论上颠倒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不承认“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毛泽东同志教育教条主义说：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

对于教条主义者理论脱离实践、主观和客观相分离问题。毛泽东同志分析这是由于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思想落后于实际。他说，“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另一种是思想脱离实际、超前实际。毛泽东同志说，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这两种倾向，“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矛盾论》从唯物辩证法主要是对立统一观上揭露了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世界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批判了教条主义者割裂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和相对、共性和个性辩证关系的错误。毛泽东同志认为，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而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各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

《实践论》《矛盾论》从总体上揭示了教条主义者的世界观方法论既是唯心主义的，又是形而上学的，揭示了教条主义者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知与行相背离的根本特征。从而彻底批判了党内的“左”右倾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