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大援:文化自信的两个基础及对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宏观考察(7)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他对文化自信提出了深刻的理论阐述:“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016年11月,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的开幕式上,他说:“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十九大以后,文化自信也成为了中国迈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课题。那么,文化自信源于哪里,该如何理解?它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六家”中我们又特别强调儒家,这是为什么呢?汉代以后,儒学一度成为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了“两汉经学”,两汉时期诞生了许多的大经学家,实际上当时的经学是什么?就是研究儒家思想的学问。经学的著作是以春秋时期孔子给他的学生讲课时使用的教材为基础的,最初是六经,后来我们叫五经,因为关于音乐的《乐经》找不到了。五经是儒家思想作为整个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础性著作,构成了汉代大家所共同研究的学问。到了唐代,当时的思想家抽取了五经之一《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文章,再加上《论语》和《孟子》,形成了古代经学的另一个编排体例——四书。之前我们讲到的“止于至善”的思想就是《大学》篇的中心要旨,所以《大学》真的非常重要。随着历朝历代的发展和扩充,到了南宋的时候,五经增加到十三经,内容就变得相当庞杂了。清代的阮元对十三经的内容进行整理,主持校刻了《十三经著疏》。

经学的发展实际上是两条道路,一条是从五经扩充到十三经;另一条是从儒家经典出发,产生了四书这个新体系。十三经的内容丰富繁琐,四书的内容简明扼要、内容集中,说明了重要的问题。

经学有没有什么缺点呢?要说有的话,主要是太过繁琐了。唐代大诗人李白被称为“诗仙”,他这个人非常浪漫,发现这一点以后,专门写了诗嘲讽这个情况:“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鲁”是山东,因为孔子是山东人;“白发死章句”,是说直到白发皓首都只能死守着章句。到了魏晋时期,由于经学内容驳杂、注解繁琐的弊端显著,知识分子想跳出这种繁琐的束缚,儒家思想有所衰落,与之相应的是道教的兴起。不过这一时期儒家传统并未断绝,人们把儒家经典与道家的学说结合在了一起,把五经中的《周易》与道家的两部著作《老子》和《庄子》合称为“三玄”,因为这三部书讲的都是比较玄元的内容。现在我们大多称魏晋时期的文化为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表现了魏晋知识分子对自由与美的追求,也是中国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态。我们说的中华文化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融合的文化现象,两汉是经学,魏晋是玄学,体现了儒家和道家思想的融合。实际上,两汉交替之际,西方的佛学已开始传入到中国,佛学的著作都是由梵文和西域文字写成的,对中国人来讲,需要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魏晋时期就是一个逐渐了解接受佛学的过程。到了隋唐时期,佛学发展成占据主导地位的学说。

我们都知道佛学属于西学,是外来学说。唐代著名学者韩愈尊儒排佛,认为外来文化会侵蚀中国文化的主体,主张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固有文化。但是经学太复杂了,于是韩愈对儒家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凝练和总结,将《大学》《中庸》从《礼记》里单拎了出来,并从中找到了儒家思想的精华,即道德修养的最高标准——止于至善。我们知道《大学》作为《礼记》的一部分内容,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然而直到唐代,才出现了一个韩愈找出了其中包含的传统价值观的核心。那么他为什么要做这项工作呢?这说明他开始了对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间关系的思考。

唐代以后,中国历史迎来了宋、元、明这三个朝代,加起来一共有七百多年的时间,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形态被我们称为宋明理学。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在说到宋明理学之前,还提到了儒释道合流,指的是儒家、道家、佛家三家思想的结合。宋明时期,儒释道三教已基本实现合流,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始走向融合的新阶段。

讲到这里以后,后面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就用“数个学术思想的繁荣时期”概括了。其实到了晚明的时候,还有一项西学传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天学”。中国的思想文化是呈波浪形发展的,比如说诸子百家就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两汉经学则对人的思想有所禁锢,显得比较呆板。魏晋时期又开始追求对天道自然的感悟,有了儒家和道家的结合。唐代佛学大规模进入中国,但我们不能全盘接受,直接把它作为自己的主导思想,它必须实现中国化,后来我们说的禅宗就是佛学中国化的表现形态。

责任编辑:杨雪校对:叶其英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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