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大援：文化自信的两个基础及对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宏观考察（5）

第三种道德实践方法是不间断的道德培养，这种方法叫“立志养气”。这个“气”就是文天祥正气歌里谈到的“浩然之气”。孟子谈论浩然之气的时候说“气以直养而无害”，意思是人要不间断地对自身道德进行培养，锻炼自身的意志品质。

古人通过上述三种实践方法培养人的道德责任，以达到一个人所有认识活动的最高目标——止于至善。儒家有一部著作叫《大学》，本来是《礼记》里的一篇，唐代以后开始受到重视，宋代以后与《论语》《孟子》《中庸》编排在一起，成为了四书。现在很多人都在学习四书，实际上四书看似简单明了，但内容却并没有那么好理解。《大学》篇里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对于止于至善，儒家还有另一种表述，叫“知止”。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的价值观中，人们是把道德追求奉为最高标准的。当然，是不是追求了崇高的道德就不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了呢？对这个问题儒家也作了相应的讨论。

荀子认为与自然科学知识相较，人的道德品行更为重要。《荀子·解蔽篇》里有一句话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就是说人可以认识万物，而可以被认识，是万物的自然之理。后面还有一句话是“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疑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遍也。”自然知识是无穷无尽的，如果只追求自然科学知识，一辈子也追求不完。那么要怎么办呢？除了自然科学知识以外，还有一种知识是道德层面的。用现代人的话来说，人类文化是在两个维度上发展的。人类有了文化，开始思考，首先要改造自然。从第一把石斧到农业革命，再到蒸汽机工业革命，一直到现在的信息革命，各种电子计算机、飞机的更新换代，包括武器制造，都是自然科学不断发展带来的结果。这是第一个维度，是关于自然科学的。

另外一个维度是关于人的科学，也就是人对自身的改造。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现了改造自身的必要性，中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人的行为是受到自然环境制约的。比如打猎或捕鱼，在春天的时候不能把渔网做得很细密，要把网眼做得大一点，好让小鱼留存下来。另外也不能过度捕猎鸟类，要让小鸟成长起来。这种对人行为的限制逐渐演变发展成一种知识维度，并最终达到了对人自身进行改造的最高形态，就是我们所说的价值观。

所以说人类文化的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不断改造自然，另一条是不断进行自我改造，最终形成价值观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与西方文化具有显著的区别。刚才我们提到了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他把人类历史上的文化统一与政治分裂分为了两种模式，一种是希腊模式，一种是中国模式。从西方的价值观来看，以基督教为例，他们认为天地万物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上帝造的。人的行为也是按照上帝规定的《圣经》里所写的十诫的要求去做的，这是西方的价值观体系。中国人则认为人是元气自然运动的结果，我们要通过效法天地、家庭伦理实践和养气立志等途径不断完善自己的道德，这是中国的价值观。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科技成果铺天盖地、日新月异，我们更应该注重对自身的改造，把“止于至善”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是加速度的发展，它发展的速度越快，对人的改造也就愈发显得重要。在改造自身的过程中，我们须特别注意的地方是要从中国古代的价值观中汲取优秀的部分进行继承。因为人们往往更看重对自然科学改造所获得的成果，对其津津乐道并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殊不知对人的改造更为重要。每一个现代人可能都有驾驭复杂科技的手段，但我们是不是能把这种科技手段真正用于为人类造福呢？这可能是一个问号。正因为科技具有强大的力量，如果它不能被运用到正途上，就会造成很大的偏差，带来不可估量的破坏。再次重申，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科技越发达，对人的改造就越重要，正确的价值观的树立就越重要。在中国古代，这种道德上的最高追求被称为“止于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