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北京精神”解读（2）

一、北京精神的时代动因

任何一种精神、一种价值观的提出，必然有动因支撑着。要把它解释清楚，就要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讲“北京精神”不能仅仅讲北京，否则解释不了为什么“北京精神”作用那么大。因为北京不仅仅是北京人的北京，它是全国人民的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京，所以思考时必须站位很高。讨论“北京精神”的时代动因时，我们的视野要开阔一点。

（一）    提升文化品质，支撑民族崛起的需要

刘淇书记讲话的时候特别强调文化品质。我觉得强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看到，当今的中国正在崛起。那么全世界都在喊中国崛起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一个启蒙教育，就是要真正搞清楚什么叫“大国崛起”。据说英国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讲过这样一个观点，“现在谈中国的崛起，为时尚早。因为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文化。中国尚未创造征服西方世界的文明成果和生活方式。国家有三个层次，三流国家出口产品，二流国家出口标准和规则，一流国家出口文化和价值观。不能出口文化和价值观的国家不叫大国”。这就点到了一个要害，中国要实现崛起，必须解决价值追求的文化品位的问题。没有文化的提升，你说你自己崛起不行。大国崛起不能仅仅最后落到GDP上。假如GDP是一切，那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从来没有衰败过。因为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比目前美国还要高，美国是四分之一。可见GDP不能代表一切。罗马帝国败在哪里？是物质问题吗？不是，是精神问题。满清帝国的衰败也不是一个物质力量的问题，它是精神层面上出现了问题，失去了方向感，才会走向衰败。

我不否认GDP的重要，因为在基础阶段，必须由物质力量来奠基。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转型。如果总是停留在物质层面，即使富强了，也不被尊重。谁都知道海湾国家富裕，尤其现在石油价格那么高，那些国家确实富裕。但是海湾国家都得到应有的尊重了吗？很可惜，很多国家只有被羡慕，没有被尊重。因为它没有创造文化，它是靠天然的东西，它本身没有体现人的创造力。纵观人类文明史和中国历史发展，文化强则国强。人类的文明史上，所有的帝国最后都会走向衰败，没有永恒的帝国。但是有永恒的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凡是盛世一定是文化最繁荣的时候，而中国的衰败也一定是文化出了问题。

为什么不能仅讲GDP呢？让我们看看什么是GDP。建一间房子起来那是GDP增长。把它拆掉也是GDP的增长。再建起来又一轮GDP，再拆掉，又增加了GDP。英国平均房子寿命132年，美国房子平均寿命74年，中国房子平均寿命25到30年。你的GDP增了好几轮了，可只是多了一套房子而已。可见，这样的GDP不见得符合目前价值判断的认同度，有的增长还不如不增长。

如果GDP是一切，那么中国超过美国指日可待，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因为在西方不怎么重视GDP了。建一个化工厂，就几百亿、上千亿的GDP。西方国家不要，但我们要。它不要的原因是怕污染，我们还顾不得怕污染。这种发展未必是真正的发展。中央倡导科学发展观，我觉得点到了要害。我这里强调，我们现在走出去的是硬实力，软实力没有走出去。有时候确实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而骄傲，但是有时候实在汗颜。中国人现在有钱了，可以拿着支票到处跑，可以摆平世界，但是文化呢？之所以我们跟世界总是闹冲突，就是因为人家不了解你。 美国自1897年以来工业生产总量世界第一。去年我们超过了美国，占全球工业生产总量的19.8%，而美国是19.4%。若干年前，要想在美国的迪士尼公园找一件非中国产的小礼品，就已经很难了。所以说，中国的经济影响世界，没有问题。但是文化没有出去。我们现在文化产品出口和进口与发达国家相比差几十倍。你出不去，人家就不了解你，不了解会带来什么呢？第一，解决不了尊重问题。第二，不断发生冲撞的问题。现在西方形容中国是进了瓷器店的大象，表面看来很柔和，并且没有碰碎瓷器的举动，但是瓷器店的老板已经不安了，他担心大象的鼻子一甩，一个罐子就被打碎了，一转身一片瓷器就倒下了。也就是说，关键在于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按照什么套路出牌。这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没有走出去，别人不了解我们。

从社会管理角度来讲，文化有三个层次：消费文化、认知文化、审美文化。如果我们总是在物欲层面，那是在消费文化状态。这样我们社会的精神品质根本无法提高。达不到认知的文化，进而上升到审美的文化，那么我们就在低层次循环。所以说北京精神解决的是提升文化品质的问题。这是民族崛起的需要。现在这个时代，中国必须从文化品质上来提高。如果北京都做不到，其他地方能够做到吗？       

（二）    明确价值坐标，引领价值追求的需要

北京精神提供的是大众的价值坐标和价值追求。每个民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追求。但是追求什么样的价值，价值观是什么，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品位和精神享受，甚至我们的生活幸福感。大多数人会认同“中国人活的很累”这种说法。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我们口袋里的钱比过去多多了，但是幸福感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的幸福指数在全世界倒数前几位。我国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数的2.3倍，去年自杀未遂的人是200万，如果这些人都自杀成功的话，一个小的国家就没了。

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却这么痛苦呢？这就是价值追求的问题。我们的价值判断太窄，而且现在越来越窄。究其原因，就是“官本位”的再强化。不当官，你的价值怎么实现？教授当的很好，但是不给你个官做，总觉得缺点什么，他自己感觉这样，别人也是这么看问题。其实，当所有人都认为做官是一切的时候，即使是当官的人也不快乐了。因为中国官员相对来讲权力比较大，但是这个群体相当痛苦。他想当官，就会很焦虑，因为他想当官，却不好意思明说。没有提拔他，他会很焦虑，还不能公开说，这个焦虑只能自己憋屈着。所以中国的官员是“痛并快乐着”。

当评价体系窄了以后，全社会就都没有良好的感觉了，包括钱的问题。有钱的人就快乐吗？不见得。有名的人快乐吗？也不见得。因为我们现在的评价标准是“超过你”，我只有通过“超过你”才能找到我的价值感。

我到加拿大访问的时候，有一些切身的感受，让我明白了那里的人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焦虑。回来以后，我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上面还配着照片。那是我和一名加拿大军官坐在一起的一张合影。我们两个都是48岁，他是上尉，我是资深大校。如果我现在仍然是个上尉，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我的处境一定会很糟糕。人家会说这小子怎么干的啊，这个年龄了怎么还只是一个上尉呢？可是在加拿大，人们就没有这个感觉。我们的价值判断很窄，那么带来的结果就是痛苦。

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到德国去旅游，请吃饭的时候，点了一桌子的饭，没有吃完。过来一个老太太让他吃不完打包带走。他说你管得着嘛，钱是我的，我就是不愿意打包。过了一会儿，老太太给公共事业局打电话举报了他。于是这个人被罚了款。理由是，钱是你的，但是资源是人类的。这就是价值观。在欧洲很讲究适度消费。我们可以到欧洲看看，他们的宾馆号称是五星级的，但水平也就是咱们三星级的。在欧洲排气量大的车是不多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等级制度过重，物欲过强，只是惦记着我要超过你，那就一定是有问题的了。

如果不看重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这个民族能够走得出去吗？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这样一句话，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因为莎士比亚在英国成为大帝国的过程中，改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像法国的先贤祠，埋藏了72贤，墓碑上面篆刻着一句话：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所以，不解决价值追求的问题，这个民族就会永远在痛苦中挣扎。

我们下一步工作就是要解决精神追求问题。“北京精神”实质上代表着我们国家的精神追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集团在成长过程中要有更高的追求，而不能仅仅把目标放在物欲和功利上。中国走下去会非常艰难，而北京精神会引导我们去寻找有价值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