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北京精神”解读（3）

（三）    丰富精神因子，提升精神境界的需要

丰富精神因子，提升精神世界，这与社会发展是一致的。西方人有这样一个观点：一个人没有饭吃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饭吃。有了饭吃以后，生出许多事来，全是精神领域的。你不顺应这个变化，你仍然在解决饭的问题就不行了。我们现在经常在世界上讲，中国的吃饭问题是第一要务。这样说也可以，但是我们静下来想想，仅仅讲这句话不行。人仅仅吃饱了还不行，必须解决精神问题，不解决精神问题这个人就会扭曲了。

“北京精神”不是解决信仰、信念问题的。但是发展到终极，它必然会触及信仰。因为精神走到一定程度的境界就是信仰。一讲到信仰，这个问题在中国可就是大问题了。

中国最缺什么？缺信仰。对于信仰问题我有三点看法。第一，社会中有三种人。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只强调功利而没有精神追求者。政治信仰者是骨干力量，宗教信仰者是稳定力量，只强调功利而没有精神追求的人有可能成为亡命徒。第二，你要想轻松，就不要有信仰，因为有了信仰就约束了你。但是，你要想活得有意义，就必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存在意义的问题了。人是自然存在的，自然存在怎么能变得有意义呢？要从信仰而来的。第三，信仰看不见。现在共产主义都不常被提起了。因为很多人觉得讲共产主义太遥远了，虚无缥渺，那还提它干吗？其实这是不对的。凡是信仰都看不见，宗教的天堂和共产主义的天堂谁都没有见过，但是宗教的天堂为什么信的人那么多，因为它不仅告诉你天堂在哪里，还告诉你到天堂的路该怎么走。共产主义告诉你那是天堂，但是没有解决好到达的路该怎么走，这就出问题了。

咱们共产党为什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机？我认为有几个原因。不是我们不努力去教育，而是有几个“制约”解决不了。第一，是“土壤”的问题。革命时期是什么特点？革命时期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甚至牺牲我的生命。只要牺牲，你就能产生神圣感和道德感，就产生了信仰。宗教信仰就是这样的，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彰显了基督教的神圣。大批的殉道者强化了宗教信仰。有牺牲就有神圣，有神圣就有信仰。革命时期没有问题。但是今天我们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为人民谋利益不需要牺牲生命，那怎么检验你呀？革命时期是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走，我没有财富，完全为劳苦大众谋利益，老百姓一看就知道了。那么今天我们党没有自己的利益，但是党的成员却是有利益的，有利益就和老百姓有可能发生冲突，你怎么解释你是为人民谋利益？这时神圣感就出问题了。

第二，理论出了问题。我们的理论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我们早期讲共产主义信仰，后来讲社会主义道路，再后来讲初级阶段，现在讲和谐社会。理论来关照现实，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没有往上走的东西，你只关照现实，就让人感觉媚俗了。没有遥远的目标，哪里会有永恒呢！我到加拿大访问，导游早年是一个大陆去的共产党员。他说我现在潜伏在加拿大，潜伏得很深，什么时间你们打过来的时候，我号召其他的潜伏者，我们里应外合把加拿大给灭了。他是在调侃，但是背后的东西可不轻松。一名天主教徒，在美国信天主教，到了中国来还会信天主教，不会变的。但是共产主义信仰在大陆可以，那换个土壤到了美国就没法信了，这还能叫信仰吗？信仰应该是永恒的。十二大以后，我们把国际主义的东西大多删除了，我们没有这个义务了，我们不要这个永恒了。那没有永恒，就只有短期目标了，可是短期哪会有信仰呢？所以，理论出了问题。

第三，我们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这个合乎历史阶段。但是老是摸着石头过河也不行，浅水区可以，深水区摸不着，一脚踩空就淹死你了。所以每一个举动都非常艰难。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不确立起来，就总会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就很难坚持原则。所以我说不解决信仰问题，集团就不会强大。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党员的数量多，党就一定强大。前苏联2000万党员，也是一夜之间垮台。

我想说的是，北京精神最后触及的就是我们社会的信仰问题。我们跟西方不一样，西方讲宗教信仰，我们讲政治信仰。宗教信仰不容易变，政治信仰很容易变。再说政治是有功利的，怎么把有功利的东西变成信仰，这是很大的挑战。所以我说北京精神不是讲信仰，但是它走的是精神道路，最终要触及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