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及政策建议（2）

第二个问题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们这里讲的转变增长方式实际是指中国原来的增长方式已经没有拉动力了。大家知道过去我们增长方式概括为以成本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就是我们是一个低成本国家，成本有优势，劳动力很便宜，有人口红利，资源很便宜、环境也很便宜，我们是一个低成本国家，这个低成本带动中国的较快增长，所以我们叫做以成本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而现在进入高成本时代了，我听王一鸣院长刚才讲了，我们成本上升的详细情况，低成本时代已经消失了，低成本消失了以后我们靠什么拉动增长？企业竞争无非靠两条，一是成本优势，二是技术优势，当成本优势消失之后，我们的增长不能不靠技术的优势增长方式来带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是从以成本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转向以技术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这是转变的核心。这个转变就要求我们强调技术创新的问题，只有技术创新才能完成这个转变。我们有的领导同志讲创新驱动，概括也很形象，这个阶段只有创新才能驱动，所以创新驱动是一个重要特征，而创新中的核心是技术创新。

我觉得我们中国要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了，因为最近我们结合中国要进行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我们要研究一下发达国家怎么走过这个过程，从成本优势怎么转向技术优势，就是技术创新的问题。研究之后我们非常之震惊，发现技术创新不简单是企业的事，可能是整个社会转型的问题，为什么？技术创新做得好的国家，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支撑点就是实验室经济，实验室经济是技术创新的物质基础。所谓实验室经济就是现代化的实验室以企业方式运作，把这种企业方式运作的现代化的实验室就称作为实验室经济。实验室经济是技术创新的物质基础，美国人叫做孵化器，因为离开现代化实验室，任何人不可能完成自己知识到技术的转轨，所以实验室经济是重要的经济形态，在实验室经济的形态下，一个国家才能完成技术创新，才能实现从成本优势到技术优势的转变。所以在中国可能产生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就是实验室经济。没有这个孵化器，我们无法完成从成本优势到技术优势的转变，而这个实验室经济不简单是企业的问题，可能是整个社会需要讨论的问题。大家知道美国现在之所以能够用知识统治世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实验室经济国家，他有这种孵化器，能很快的把知识转变为技术。因此从1900年到现在，诺贝尔奖的75%产生在美国，因为他有这种孵化器，能很快把人的知识转变为技术，这是我们要注意的转变的经济形态。

我们过去讨论技术创新，更多的讨论企业的问题，实际上他是实验室经济形态支持的创新的过程。我们知道美国对我们限制很死，我们国家的留学生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只要涉及到美国的核心实验室和核心技术的时候，审查极其严格，而且往往一旦进去之后就对你有各种要求。现在我们非常想让回来的人回不来，就是他的这种制度控制非常厉害，因为这是一个国家完成技术创新的重要的物质基础，我们要探讨这个经济形态。

最近我们在全国调研，非常关注这种经济形态的形成。比如最近我们在浙江调研新材料实验室，这种新材料实验室他已经转向一种经济形态，那就是为这种企业的创新开始提供非常有益的服务。所以我想未来我们恐怕在这个问题上还要研究这种新的经济形态怎么形成的问题，而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经济形势的研究非常不够，比如说实验室经济的公司治理，实验室经济的资金构成、实验室产业结构我们几乎都没有研究，实际上他是转型最关键的问题。一般实验室经济的难度很大，导致有的国家无法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我们现在讨论中等收入陷井，实际就与此有关系，好多国家没有办法走出中等收入陷井，把自己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比较容易，靠成本优势就能完成，但是走出中等收入国家的时候需要技术创新，没有这一条走不出来。我们最近在研究过程中非常关注实验室经济的研究，因为他决定了我们未来转型的成败，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第二个深层次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深化改革，我们的改革必须要快速推进。我非常赞成王一鸣院长讲的，中国未来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放权，政府要向社会、市场、企业放权，这可能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恐怕社会和企业丧失创新能力，我们很难完成无论是结构调整还是转型的问题。但是这个放权的过程我觉得我们确实需要研究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法制办的甘主任在这里，比如说法治为我们发展服务；比如说政企关系的法律框架，怎么更加体现这一条我们的方向；比如说我们对政府企业的界定，能不能界定为就是在法律框架下两大平等的社会主体，他们之间没有谁领导谁的关系，企业依法经营、政府依法管理，如果没有触犯法律，他们之间没有关系，他们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平等的两大社会组织，企业依法经营，政府管理没有触犯法律，他们无所谓领导被领导的问题。如果这个要点能够界定下来，我们能不能讨论到只要不涉及公共资源所有的投资经营行为，将走向备案制而不再是审批制，如果涉及到公共资源，我们要研究审批制的问题，但是不涉及，是否应该彻底走向备案制，而不再是我们现在这样的陷入困境之中。大家知道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有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企业的努力，但是如果我们不界定这些问题，所有的事都要审批，最后非常艰难。最近调研中深深的感觉到，凡是不涉及公共资源的应该转向备案制，政府充其量发布准入条件，谁能干这个事，不如说我们谁能办银行？第一条资本金多少，第二条从业人员中两年以上的就业人员达到多少比例等等，宣布以后张三说我可以，干到政府备案就行了，出了问题拿你是问，应该减少审批加大监管，这样权利的调整就会对推动我们的转型有巨大的意义。我觉得深化改革重点，可能未来有很多，我们最近感觉到从调整结构和增长方式转变看，应该还是政企关系的调整是一个主线，这种主线是需要有新的法律界定，要真正的从法律上界定清楚才行，否则我们放权也好，让利也好，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界定或标准，可能就很难的一点。这就是我们深度解决调整中国经济深层问题的第三个问题，深化改革。

我想未来解决深层次问题无非就是这三条：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深化改革。而且未来我们在稳增长和解决中国经济深层次问题这两件事上，要更多的把重点放在解决中国经济深层次问题上来，稳增长在一旦确定之后不是主要的，而重要的是解决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就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或深化改革，所以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是不是把稳中求进的重点放在求进上，也就是解决中国经济深层次问题，让中国经济能够大大的迈进一步，所以我想这个介绍了一下我们研究的情况，我们的判断就是2013年到2015年中国是一个中速增长期，也是一个转型调整期，在这两个特征的时期下，我们的对策将是稳中求进，“稳”就是稳增长，把增长速度稳定在7.5%左右，“求进”就是解决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一个是调整结构的问题、一个是增长方式转变问题，一个是深化改革问题，如果能够坚持稳中求进这样的安排，我想中国经济在2013年到2015年还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好的经济体，所以我对中国的经济是审慎乐观，不像有人很悲观，也不是太乐观，而是审慎乐观，那就是要真正贯彻好稳中求进的战略，尤其是求进的战略到位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