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城市的投入产出功能（2）

发展阶段的转换

中国城市化从1997年城市化率超了31%，进入加速期，这与政府放开住房消费信贷和取消福利分房密不可分。到2011年城市化率突破50%，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一阶段城市化快速提升与中国的发展阶段相关。一是中国城市化是工业化快速发展引致的，工业化带动了人的聚集和城市化的需求基础；二是地方政府积极基础设施，弥补原来的基础设施落后的欠账，同时又找到了一条边建设边发展的“土地城市化”扩张的道路，政府加大干预力度，将资源配置到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模不断扩张；三是城市居民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改善住房和私人财产建构推动了地产业发展。

2011年城市化率超过了50%，中国进入到了城市化率增长率逐步放慢的阶段，到2018年超过60%后进一步下降，到2026年中国超过70%进入城市化稳定阶段。城市化从50%—70%阶段是城市选择模式的关键期。

城市化的进程会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投资消费关系、产业演进路线和财政金融匹配等多方面的关系。社科院经济所根据1994-2010年31个省(市)有关省份数据，模拟计算投资率与城市化率，得出的结论：一是当城市化率达到57%之前，城市化带动的投资率上升，之后城市化率会引起投资率下降，中国2016年城市化率达到58%，投资率将逐步降低，消费率上升。国际上有同样的经验值，城市化率是在61%为临界值(中国2018年达到)，比中国略高。可以大致估算2016—2018年，中国城市化推动的投资率上升将根本转变，这有助于矫正国内需求结构的失衡；二是与投资率下降高度相关的是投资增长率也会下降，中国大规模投资阶段将减缓；三是城市化驱动的高投资模式在未来5年内结束，这意味着中国城市化的“建设周期”运行20年后进入到“营运”阶段。

“建设周期”是一个景气时期，需求旺盛，城市房地产大发展，而投资和建设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也带来了丰厚的税收、土地收入等。从全球经验看“建设周期”大致是17到20年。而后进入“营运”阶段，这一期间大量的城市基础设施进入折旧，老龄化加大了社会福利的刚性支出，而政府税收、土地收入减少，长期市政负债压力大，城市如没有产出功能，就会走向衰落，大量的城市投资变成了沉没成本。

城市化发展一定要提升集聚带来的高效率，推动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扩大就业，通过城市产出效率提升奠定城乡统筹的基础。中国现在需要推进城市化体制改革，变城乡分割到城乡统筹，从等级制城市化变为居民权利较为均质的城市，抑制土地城市化，加快人口的城市化，提高城市人口密度，提升人力资本和城市的聚集功能，重塑城市的产出竞争力。

综合体制改革

首先是要积极应对城市化累积的金融风险。中国城市化扩张过程中，主要是以土地作为抵押和投入的对象，地方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期限长，回报低，对中国城市化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累积了大量金融风险。

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得不到现有财政金融体制的长期支持，地方与中央一直在玩“猫鼠游戏”。地方有机会就大干一下投资，而后由中央再统一处理遗留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的信托清理，这次的融资平台问题，一直在反复循环。当前地方政府债务因经济增长减速和政府支出刚性夹击下，已经出现了系统性风险特征，如不能解决其债务问题，地方政府会出现信用和资产的通缩，危及宏观稳定，靠降息和一般的再贷款已经难以解决。要想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靠中央政府进行“资产购买”来解决，创新建立新的中长期金融财政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