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城市的投入产出功能（3）

中国进行“资产购买”已有着丰富的经验，工业化过程中，银行采用了超贷(1995年前中国银行贷款大于存款，均技术性破产)的方式支持了工业化，1998年，首先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中央政府对银行资产的购买进行坏账剥离，启动了中国银行体制改革和工业化加速；2007年，中央政府通过发特别国债1.55万亿购买外汇，建立中投公司进行国际化投资，取得了国际化运作的经验。

当前地方政府的负债中，很多都是城市化发展所必须投入的长期的基础设施资产，中央政府应该发行特别国债，或其他市政债、资产证券化等多方式，筹集3万亿以上长期低息债券购买，并适当冲抵部分坏账。用更长期限，更低资金成本，来置换短债务期限和高资金成本的地方负债，同时直接解除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稳定金融，并通过资产购买促进地方政府转型。未来城市化发展的融资机制，仍需在财税体制理顺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发展，特别建立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推进市政债等的市场发行，逐步扩大城市的自主融资权利。

其次是重新建构以城市为中心的三级政府和财税体系。中国一直沿用着计划经济的纵向等级管理制度，行政区划已经严重地阻碍了城市化的横向配置资源的功能要求。城市化的发展也奠定了行政体制改革的基础，行政管理体制应从现有的五级政府转向三级政府，即中央、省、市(县)；横向进行大部制改革，通过纵向三级管理和横向大部制改革，加大行政体制的转型。既能消减政府规模，也为以城市为中心发展的体制打下基础。

对财税体制而言，中国的税收结构是以向工业部门课征的流转税为基础，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居民的税收和未来享受的福利应该逐步匹配。城市化改变了政府、企业和居民的目标，也改变了财税的经济基础，税收结构应向着流转和直接税并重的结构转变，更应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一是建立个人综合纳税体系，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推进个人税制的综合改革，同时降低名义税率，减少累进档次。开征资产税、消费税等，稳定地方税源，同时使城市居民纳税与福利相匹配，通过向个人征税，才能有效减轻对企业的减税，刺激企业的发展。二是城市化直接推动了利益主体的变化，分税体制需要改革，建立中央与地方关系相匹配的事权和财权划分制度机制，一方面提升社会保障统筹等级，另一方面给地方更多服务于地方的财税权利，改变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行为。三是增加政府透明度，转变政府职能。将政府收入和支出阳光化，提高公共财政预算和支出的透明度，使政府更加取信于民，包括政府主动公开、立法机关质询、监察审计和对于揭发者的制度性保护，以及社会公众、媒体的监督等。政府透明化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抑制政府规模扩张，减少政府行政审批，为社会建设打开空间。

再次是居民权利均等化和顶层设计。新型城市化的标准就是构建城市居民、城乡居民权利普遍均等化的过程。重新界定产权，法律制度和个人身份，并以此为基准推进社会服务均等。这一城市化过程倒逼着体制的变革，户籍制度和城市等级化都是城市体制改革最为迫切的部分。好在中国的改革都是形势强于人意，深圳已经率先进行了户籍改革的试点，吸纳人口聚集，并将劳动者贡献与城市福利覆盖相一致，快速地打破了城市等级和户籍等的羁绊。

顶层设计的核心不是政府的再干预，因为政府干预本质是纵向干预，更容易产生碎片化过程，相反需要是政府减少干预，因此顶层设计的核心是以法治、社会组织发育和竞争性市场体制建设为轴线，让行政管理体制从经济、社会、法治过程脱离出来，转变其职能为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