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地关系”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并不单单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而应该是全面整合城乡聚落体系，使大小不同、功能差别、环境各异的各类聚落，形成统一和谐的整体。图片来源：潇湘晨报龚万里/作

当前，学术界对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较关注。比如：过快的城镇化可能带来哪些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中国未来的聚落大小及空间格局会呈现什么形态？一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伴随的“大拆大建”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华民族人居环境传统的延续？再比如，新建聚落多选择在区域中心或交通便利区，这里多为良田。虽然理论上村子搬迁后会整理出农田，但多数地区把原有村庄用地作为建设用地指标有偿转让。其结果是农田面积不增加，农地质量却下降。此外，新农村建设多按当地户籍人口分配居住用地，人口城市化会使不少农民入城居住，由此带来城乡建设用地的空间错位。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人地关系”角度出发，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做出梳理。

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城乡协调

依据规模大小和功能差异，聚落可以分为若干等级，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县城、建制镇、中心集镇、一般集镇、中心村、基层村等。一般意义上，城镇化指人口由农村向城或镇转移的过程。由此把聚落的诸多等级差别，概括为城镇与乡村两类。在城镇与农村的基础设施差别明显的情况下，此概念可表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进步。但也带有重城镇、轻农村的价值判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农村聚落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而城市的拥挤和环境问题，使一些居民向往农村居住环境。有些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并不单单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而应该是全面整合城乡聚落体系，使大小不同、功能差别、环境各异的各类聚落，形成统一和谐的整体。

把新型城镇化理解为城乡聚落体系结构合理化的调整过程，对于中国这个农村居民占主体的国家，具有特殊意义。我国人口众多，土地资源有限，农业文明根基深厚，不可能像日本、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国那样，将人口集中在少数几个大都市。将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村镇协调发展，使不同等级的城乡聚落充分发挥作用，可成为中国城镇化路径的重要选择。

将城乡聚落看作一个体系，要用系统观点考虑其发展变化。系统论强调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和时序性。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要考虑不同等级、不同类别聚落与城乡聚落整体的关系。各等级城乡聚落在人居聚落系统中都起着特定作用，各等级聚落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尊重其演进性

城镇化是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在人们居住格局上的反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自然结果。当一国实现工业化，产业结构中农业比重大幅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大幅上升，便会带来人口由农村转入城市，逐步走向城市化。比较成熟的经济应该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互相促进，不可分割。因为只有实现工业化后，才有实力反哺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工业化后，就业主要在第二、第三产业，居住地主要在城市。

率先实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历也表明，城市化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在整体上是同步的。但是中国国情特殊，一是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二是中国的农村工业化在工业化中占重要地位。这就使得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比如20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达到一万亿美元的时候，城镇化率仅为36.2%，而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GDP达到一万亿美元时城市化率为80%，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GDP达到一万亿美元时城镇化率为65%。在这种背景下，强调城镇化，通过加快城镇化改变城市化与工业化不协调的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地的城镇发展应与当地的专业化分工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匹配。在“城”与“市”的关系上，“城”只是形式，“市”才是内容，是“城”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市”主要是经济活动，尤其是专业化的经济活动。从这个基点出发，城镇化的进程应该更多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所做的，只能是逐步认识市场规律，顺势而为，恰当地助推城镇化的发展。这种助推方向要正确，用力也要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