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细节（2）

一份老文件折射出的实事求是精神

我们到钟山村时，已是午饭时间，坐落在巷子里的村委会人去楼空。陪同的镇干部打了一个电话，村干部陈伟根匆匆赶来。

钟山村由钟瑛村、迪山村合并而来，当地人称这里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过去参观的人很多，后来停车不方便，安排来的人就少了。”陈伟根有些抱怨。

钟山村是全镇保存“枫桥经验”史料最完整、最丰富的村。“正在筹建的‘枫桥经验’陈列馆的许多原始资料都是从我们这里拿去的。”陈伟根从掉漆的木柜里捧出一摞卷宗，内页的纸有些泛黄，字多是用钢笔工工整整写出来的。其中有“关于五类分子1961至1963年交待汇报评审材料”、“本大队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交流资料汇编”等几十卷，涉及乡村政治、宗族文化、集体经济、社会建设等诸多领域。翻页间，仿佛能听到历史前进的脚步声。

在卷宗里，记者看见一份50年前的浙办（64）13号文件，是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当时下发各地几个社教试点材料的通知。

这个《通知》的行文很有意思，没有那种命令式的不容置疑的口气，看见的是一幅对坐而谈、循循善诱的画面：“由于各地在试点中接触的情况不同，认识不完全一致，做法也各有特点，许多问题还没有看准，许多经验还不成熟。因此，这几个文件只能供你们在试点中作为参考，并且请你们在实践中及时提出修改补充意见，特别是……等问题，都需要在今后实践中进一步研究和总结经验。”

50年前的这份党内文件，重视并强调各地的实践性和创造性，洋溢着浓浓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党内民主氛围，读了让人动容。

问起当年省委工作队到这里蹲点搞社教试点的情况，尚嫌“年轻”的陈伟根建议我们去找俞善昌老人，他当时是大队干部。

穿过七拐八弯的弄堂，我们进了一个小院子。80岁的俞善昌赤膊坐在躺椅上，眼睛半闭着摇着蒲扇。见了我们，忙起身套上汗衫。老人记性很好，谈起50年前的往事，就好像在说昨天的事。“我这辈子，就数和‘枫桥经验’捆得最紧。”

俞善昌在1955年当大队长，1959年当支部书记直至1984年，经历了“枫桥经验”形成和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当时我们对‘四类分子’管理有办法，有好经验。”老人比划着手势：“我们把他们的帽子放在群众手上，表现好的摘帽，表现不好的，继续戴下去。”说到这个历史现象，老人禁不住笑了。“要问最大的经验，就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把矛盾都在这里解决掉。”他说了一件事，村里有一个泥瓦匠帮人家造房子，跌下来摔死了。村里协商了两天一夜，把事情平息了。

俞善昌啪嗒啪嗒摇着扇子，沉浸在当年的风云岁月。“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小偷破缸而逃’的故事？”老人突然问。记者在参观“枫桥经验”陈列馆时，耳边曾经听到过这件事，知道这是“枫桥经验”中对人的改造的一个经典案例。

“这事就发生在我们村。”老人兴奋地说。

骆某年轻时好偷，一次被捉牢后，气愤的村民用大水缸把他倒扣在地上，还压上了大石块。一位村民担心会闷死他，于是在缸下垫了一块石头留下缝隙。谁知半夜，骆某把石头抓了进来，砸破水缸逃走了。这一年，派出所把几进几出拘留所的骆某领了出来，和大队党支部商量后送回了村里，又指派民警杨钟湃做好帮教工作。大队把骆某安排在猪场劳动，让贫协委员尉清槎做他的“导师”，并发动广大社员共同关心他、帮助他。骆某渐渐变好了，学会了自食其力。

我问俞善昌，骆某现在怎么样，他说，很好啊，现在生活富足，儿孙满堂。“他的媳妇还是我们大队干部三上苏北，帮他娶回来的。”

“浇花浇到根，帮人帮到心”，这是枫桥沿习已久的做法。马祖军说，时至今日，“枫桥经验”的老传统一点都没有变，只是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