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细节（4）

“枫桥经验”曾遭遇质疑

“枫桥经验”形成时，陈善平刚两岁。但18年后，他却成为了一个“枫桥迷”，用大量时间挖掘、梳理、总结和传播“枫桥经验”，先后撰写和发表300余篇“枫桥经验”的文章，并主编了数本相关书籍。

陈善平是诸暨市政法委办公室主任。据他自已估算，工作33年，他每年总要去枫桥数十次。“早几年去枫桥，把自行车绑在公共汽车的车顶，到了后就骑车跑村里，常常是骑到哪睡到哪，当时的184个村都跑遍了。”

记者问他为什么会对枫桥这么感兴趣，“一开始是受到老同志影响。”陈善平说。

1981年，陈善平从省公安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诸暨市公安局，报到当天，就随绍兴地区公安处的宋金良去枫桥。在车上，老宋绘声绘色地讲了许多“枫桥经验”的故事，鲜活而生动。“我一下子就被枫桥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吸引了”。说来也巧，工作头5年，他每年都要被派到枫桥蹲点调查两三个月，“更加深了对这里的认知和情感。”

1990年七八月，枫桥派出所搬迁新址，有一批旧资料想烧掉。陈善平一听说，“脑袋嗡的一声，这可是历史啊。”他立即搭上公共汽车赶了过去，抢救出了一批珍贵的史料。“许多现在被‘枫桥经验’收藏。”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陈善平每年要和绍兴市局的几位同志相约去枫桥调研，在内部和公开媒体上发表一些“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文章。他说：“我就是不想让它断层掉线。”

陈善平的这句话，意有所指。“枫桥经验”在行走过程中，也曾遭遇过质疑。改革开放后，有人提出，“枫桥经验”是“左”的路线产物、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枫桥经验”一度受到冷落。

1990年2月19日，绍兴市公安局长傅缨带着陈善平等十几位同志到枫桥蹲点调研，想系统总结新时期的枫桥经验。“当时就有人提醒我们，不要犯方向性错误”。

陈善平说，尽管调研坚持进行，但大家心里都像压着一块石头，“默默地出门，默默地回来，吃饭时连个声响都没有。”

转机出现在3月中旬。

3月12日，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决定》提出，要积极疏通和拓宽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

《决定》的发表一扫调研组连日来的沉闷，“大家兴奋极了，说新时期的‘枫桥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群众路线，把综治工作落实到基层，扎根于群众之中。大家认为，‘枫桥经验’体现了《决定》精神。”

当晚，调研组的同志把各自的一碟小菜拼在一起“会餐”庆祝，傅缨摸出一瓶自带的洋河大曲，大声说：“今晚的酒我请客。”

这次调研历时两个月，形成了《依靠群众是维护社会治安的根本》的调查报告和19个典型材料，直接推动了“枫桥经验”的“东山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