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擎半个世纪的火炬

50年，半个世纪，光阴轮回，沧桑巨变。发源于浙江诸暨的“枫桥经验”，横跨两个世纪，却历久弥新，永葆活力，成为全国政法系统的一座丰碑，平安建设乃至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一面旗帜。

进入新时代，与时俱进的“枫桥经验”被浙江干部群众不断注入新内容，赋予鲜明的时代特征，显示出愈来愈重要的社会管理价值。

正因如此，每隔五年或者十年，在浙江乃至全国，都会举办各种纪念活动，深化提升“枫桥经验”，挖掘它对平安建设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现实意义。

“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毛主席批示“枫桥经验”

50年前，刚刚成立14周年的新中国，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朝鲜战争、中苏关系动荡、三年自然灾害等等。

1963年，大病初愈的新中国刚刚恢复了一些元气。在此形势下，毛泽东同志来到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起草社教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因为年初，由他亲自发起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刚刚进入关键时期。

浙江毫无例外，也积极投入到这场运动中。1963年6月19日，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林乎加带领省委工作队进驻诸暨枫桥区，在当地7个公社开展社教运动对敌斗争阶段试点。具体地说，就是对其中的911名“四类分子”进行监督改造。

如何改造“四类分子”？当时在群众中产生了分歧，有的人对“四类分子”体罚打骂，甚至不惜用上假枪毙等极端手段，但是改造效果依然不佳。枫桥公社西畴大队有个地主，被斗过20多次，结果越斗越皮条，人称“橡皮碉堡”。

于是就有干部群众提议，既然如此，为啥不把“武斗”改成“文斗”？“武斗”斗皮肉，外焦里不熟；“文斗”以理服人，才能斗倒敌人，让社员擦亮眼睛。

社教工作队在辩论后认同了这样的观点，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开展说理斗争。对“四类分子”中的45名重点对象，干部群众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骂，并且允许斗争对象申辩，没有逮捕一个人，就把那些认为非捕不可的“四类分子”制服了。

1963年10月下旬，公安部主要领导向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同志汇报了“枫桥经验”：一个不杀，大部不捕，采取说理斗争方式“教服”四类分子。

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说：“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且指示公安部门上报汇报材料，总结做法。

1963年11月，在公安部的书面材料上，毛泽东作出批示：“此件看过，很好……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枫桥经验”由此诞生。

此后，中央又两次对“枫桥经验”作了批转，“枫桥经验”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

50年来，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十分珍惜“枫桥经验”，高度重视学习推广工作，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任务，提出明确要求，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与时俱进，显示出持久的生命力——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初期，枫桥创造了依靠群众改造流窜犯和帮教失足青年的成功经验。

十年动乱结束后，枫桥在全国率先给“四类分子”摘帽，“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为全国范围的拨乱反正提供了好的范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枫桥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预防和化解矛盾，维护社会治安，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型。

进入新世纪以来，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在全省范围内学习推广和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使其融入到建设“平安浙江”的战略布局，逐步形成了维护和谐稳定、推动科学发展的成功经验。

近年来，浙江又结合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服务保障经济转型升级的新任务，充分运用“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发展“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等寓管理于服务的精细化的新机制，让“枫桥经验”始终具有普遍意义。

实践充分表明，尽管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但“枫桥经验”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始终没有变。这就是发挥政治优势，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基层基础，就地解决问题，减少消极因素，实现和谐平安。

“枫桥经验”是我省服务和保障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宝贵财富，并超越地域空间，成为一种中国经验模式。

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

——“枫桥经验”植根于基层和群众中间

岁月更替，“枫桥经验”踏歌前行，其“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本质特点始终未变。

在浙江，“依靠群众”被视为平安建设的动力源泉。坚持抓基层打基础，紧紧依靠群众，发挥群众首创精神，“枫桥经验”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这期间，发源于舟山市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应运而生。

整个舟山市，被分成2464个“网格”，所有居民“定位”在单元网格中。以网格为单位，组建管理服务团队，团队里有乡镇干部、社工、民警、教师、医生等。通过信息化手段，将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向最末端延伸。

当地老百姓说，以前有困难不知道找哪个干部，现在有了网格服务队，不用我们去找，他们就先来了。

一个个网格，组成了一张覆盖舟山城乡、伸向每家每户的“大网”；一张张管理服务“大网”，打破城乡藩篱，网罗民声，化解民忧，为民服务，筑牢平安建设的根基。

这个基层典型渐渐上升为促进全省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宝贵经验，形成长效机制。目前，全省村（社区）共划分11.76万个网格，组建管理服务团队19.8万支，构建起为民服务之网、平安建设之网、感情沟通之网、民意会聚之网。

杭州市推广“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片组户联系”制度，设立民情直通车、分发“民情联系卡”、建立为民服务队等多种形式的联系服务方式；衢州市在农村（社区）全面推行了“建立民情档案、深化民情沟通、实行为民办事全程服务制度”；松阳县401名驻村干部亲手绘制“民情地图”，在绘制地图中了解民情民意，破解矛盾……

这期间，诸暨市以人民调解为基础，整合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等资源，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涉及医疗纠纷、交通事故纠纷、劳动争议、消费维权和婚姻家庭等6个专业调解委员会，与基层法庭、派出所、司法所，以及民间组织参与的调解室联袂合作，将矛盾化解于无形之中。

学习“枫桥经验”，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不断激发，创新做法层出不穷。

杭州市上城区老人自发成立 “和事佬”协会，专做邻里矛盾纠纷调解的事，以“小事不出楼道，大事不出社区”的实践特色，被誉为“枫桥经验”的城市社区版。

义乌市首创工会维权机构，落实维权经费，健全维权网络，建立维权队伍，积极为职工说话、替职工撑腰。

发源于武义后陈村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成为中国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样本，并为全国立法工作提供了借鉴。2010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修改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后的这部法律明确，“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

蜚声省内外的温岭“民主恳谈”也是充满乡土气息的基层创新典型。1999年，温岭市松门镇基于增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考虑，举办“农业与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邀请村民和乡镇干部就村镇发展的重大事项平等对话、公开讨论、商讨对策，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效。这一民主恳谈机制迅速推广到政府机关、乡镇企业，并衍生出民主评议制度。之后，温岭市新河镇受此启发，创造了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协调当地非公有制经济劳资关系，还把民主恳谈方式引入人代会，让民众参与公共预算的审核和监督。

把维护社会和谐建立在牢固的群众基础之上，让群众成为促进平安和谐的中流砥柱，以人为本的“枫桥经验”始终植根于基层和群众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