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钧：社会组织的发展理论与实践（6）

这样一来，咱们公益慈善事业日子就比较好过了，第一个是可以直接收费，咱们现在的养老机构，基本上都是可以直接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因为中国的福利，我们在中国讲福利，总是有一个毛病，我们老讲收费不收费，不收费就叫福利，其实这个概念是错的。真正我们讲福利的话，实际上是一个非营利经营的概念，非营利经营就是说我以成本核算来收费，我花出去多少成本，我要花出去多少成本，提供这些服务，我要花出多少成本，我按照成本来核算、来收费，这是非营利。

第二个是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然后慈善事业还可以向企业、向个人进行社会募捐。这样的话，慈善事业才能够真正地发展起来。现在其实有一个偏向，对一些草根组织来讲，如果仅仅靠政府购买服务，还不足够用于人工，这样的话，其实社会组织发展不起来。我跟香港社会福利协会的总干事一起讨论，他说这个办法肯定不对，就是说我们要做的这些服务都是人对人的服务，所以我们应该投资于人，所以香港的社会组织70%的钱来自于政府，来自于政府的钱当中的70%是用于人工的、是付工资的，所以这个钱不付工资是不行的。

所以在中国来讲，我觉得虽然我们现在提出来政社分开，但是让社会组织真正发展起来其实还有很多障碍，这种障碍最主要的是一些思想理念认识上的差距。

我们现在讲社会治理，社会治理跟以前的社会管理有一个什么差别呢？我们在中国讲管理的话，我常常跟学生开玩笑，我说在中国讲管理，常常就是“管你”，就是有一个上下的差别，管理者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阶上面，我要往下来管你。我曾经去给民政部提一个意见，我说应该把社会救助管理站，就是对流浪乞讨人员的，应该把它改成救助服务站，这样的话，大家比较愿意去。但是我们所有的救助管理站的人不愿意，说把管理两个字去掉了，我们就没有地位了，所以在中国来讲，管理就是“管你”。现在我们为什么要把它改成治理呢？治理讲的是双向的、互动的，它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管理，而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治理，就是说，管理者要跟老百姓直接沟通合作，然后由双方共同来把事情做好，是这样一个概念。

我认为，在以前来讲，我们有个词叫国家干部，国家干部是把群众事务和行政事务一肩挑的。现在我们也经常强调，我们的政府官员要去做群众工作，要下乡等等，但是现代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在国际上来讲，公务员不干那么多事，公务员干的就是行政事务，依法行政是公务员干的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我是一个老百姓，我要去找政府部门，我要去办事，政府部门一定按法规，法规上规定的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法规上规定的要多长时间干完，一定多长时间干完，一定不会拖，就是这样依法办事。

那么，社会组织做什么事情呢？社会组织，我们的社会工作者，他是讲感情的，就是说你跟我提出很多要求，我要给你做很多思想工作，其实我要给你做很多工作，然后我要告诉你我怎么帮你解决等等，但是社会工作者是没有权力的。所以社会工作的一个责任就是说，要帮助你的求助对象去寻找资源，他只能做到这一点，去寻找资源，但是他没有权力决定什么东西，这样一来的话，这个权力结构、权力架构就比较平衡了，那么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公务员反而不受待见，社会工作者特别受待见，为什么？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要发展社会组织很大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要把权力真正地分开，真正地把权力关到笼子里去，就是说我们要完全地依法办事，但是社会上的事情是于情于理都合办事有时候不合法，那么这样的一些事情的话，就要靠我们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通过其他的渠道、通过民间的渠道、通过公益慈善的渠道去解决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个社会就能够更加和谐，发展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