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民主是世界政治冲突最重要的一个原因（15）

这样，语境演变到今天，如果把民主笼统地等同于混合制或者是混合制的代名词，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美国的所谓的自由民主是典型的混合制，在开国之父那里是复合共和制，而在托克维尔那里一切以法治为标准。但是，如果把自由民主简单化为“竞争性选举”而又赋予其太多的光环，这样的民主自然不被很多人所接受，因为竞争性选举的结果有目共睹。遗憾的是，流行的民主观是后者。

第二，民主的同质性条件。不同于君主制和贵族制，民主是关于大多数参与甚至“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实现条件自然比其他政体要多要高，其中最攸关的应该是前面提及的同质性条件。我们已经很熟悉诸如民主的经济条件和公民文化条件等，以及还有什么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好等政体条件。这些固然都很重要，但是民主引发问题甚至冲突最多的原因则是民主出现在异质性结构中，即或者出现在贫富对立的两极社会结构，或者出现在民族仇恨的国家，或者出现在教派冲突的地区。民主是关乎多数人的政治，多数人如果分别处于对立或异质化结构中，冲突必然发生。同质性条件在卡尔·施密特那里就是同一性：“所有的民主论证在逻辑上依靠一系列的同一性。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同一性，主子与服从者的同一性，国家权威的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人民与其议会中代表的同一性，国家与现有选民的同一性，国家与法律的同一性，最后，还有数量(人数上的多数或全体一致)与质量(法律的公正)的同一性。”〔24〕

这样的论述会让非专业读者云里雾里，其实，根据世界民主化成败经验，民主的同质性条件至少有以下三个要素：

1．“国家性”。如今的国家、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如果按照英国、德国、日本那样的一族一国，发展中国家将四分五裂，因此，研究民主转型的代表学者林茨等都把“国家性”即对同一个国家的认同，当做民主成败的前提条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自由主义的最有力评判者卡尔·施密特也是从这个角度谈论其民主同质性理论的。“民主制度显示其政治权力的办法是，它知道如何拒绝或排斥威胁到其同质性的外国人或不平等的人……在17 世纪的英国部族民主中，平等基于宗教信仰的一致性。自从19 世纪以来，平等首先存在于一个特定民族的成员之中，存在于民族的同质性中。”〔25〕在施密特那里，同质性首先是指同一个民族，“民主首先要求同质性，其次要求———假如有必要的话———消灭或根除异质性”〔26〕。今天，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先发国家的民主都是在施密特所指的同一个民族内进行，而后发国家则是多民族的事。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能说多民族不能搞民主，但至少有多元一体的“国家性”认同，即同质性不再是单一的民族性，而是国家性。没有国家认同而搞选举民主，结果只能是国家的分裂，比如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和东部地区。

2．共享信念。连自由民主的最有力论者萨托利也这样说，没有政治观念上的共识，多党制是很危险的。确实，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不管是什么党，哪怕是共产党，信奉的都是法治和以自由主义为基调的意识形态。因此，同质化条件至少包括一个国家中存在基本的、至少是大概的共享信念。第三波民主化以来的历史是，很多国家恰恰是因为缺少共享信念而内斗不止，甚至导致国际冲突，比如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政权和埃及的穆兄会政权。

3．平等性。民主本身就是社会平等化的产物，因而平等性也是同质性的首要条件。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基于平等的社会自治本身就是人民主权的生动体现。在亨廷顿看来，美国是一个没有民主化而首先由社会现代化的国家，这个社会现代化就是平等。今天，很多失败的民主化转型就是因为社会结构的极端不平等。在不平等的社会结构里，民主不过是民粹主义的另一种说法，冲突是必然的，比如泰国的周期性政治动荡。

第三波以后的民主化所以出现那么多问题甚至是国际—国内冲突的根源，大概都可以从民主本身的冲突性质以及民主的同质性条件那里找到答案。民主本身是冲突的，而冲突性的选举式民主如果发生在政治信仰对立、主张一族一国的异质性国家或者社会结构严重不平等的国家，冲突是必然的事。道理很简单，民主本身是冲突的，而选举式民主更强化了冲突，因为在异质性国家，竞争性选举是以党派、信仰、民族为基础而展开政治动员。

这样，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模式则可以拓展为“民主的冲突”模式：

历史进程中总是充满着非预期结果。民主来自西方，是同一性形式的现代性的绝好体现，但是，这个同一性最终却刺激了本土化文化的认同，强化了种族和宗教差异，使得不同民族和宗教之间产生了更强烈的控制欲望以及由此而来的对非我族类的憎恨，最终不仅导致国际冲突，也伴随着频繁的国内冲突以及由国内冲突而引发的国际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