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珂：党大还是法大问题论争及实践（6）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至今党和法的关系

 第一，党的领导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同前任存在一段时期的权力过渡时期不同，习近平同志在自己任内的第一届全会中就实现了权力的平稳交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个新的历史起点是向十八大所确立的两个百年目标扎实奋进的新起点，也是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扎实奋进的新起点。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矛盾问题也前所未有，已有的经验和教训前所未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交出了真正令人民满意的答卷。一是在思想建设方面，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了系统论述，三个顶层设计分别阐明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精神动力和发展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现中华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战略思想，并围绕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系统提出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治党治军等一系列观点、论断，形成了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我国改革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二是在组织建设方面，党中央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信息化互联网、国家安全和军事改革四个中央领导小组，习近平总书记任组长，各个政治局常委分到各个组。经过这样的改组，真正实现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加强了党的领导集权，党的领导力大大增强了。前些年，我们党存在九龙治水的问题，有人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所以我们党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固然是科学的，但在分权制衡状态下，就会发生执行不力，也就是缺位、错位、越位、不到位等问题。前些年，我写了《政府执行力》和《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读本》两部书，也主讲提升干部执行力。现在和今后仍将称其存在这一问题。执行不力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党的领导体制不太科学，缺乏强有力的领导集权。有一些人对这种做法表示怀疑，第一种怀疑是，权力集中就是为了巩固领导人的个人权力。其实在客观上这是必然的，权力不集中，领导人没有领导权还叫什么领导人？领导人没有领导权中央政令就会不畅，政局就可能不稳。但是，巩固领导人个人权力是政治需要，不能也不是搞过多的个人崇拜，这是毛泽东同志时代给予我们的教训。第二种怀疑是，权力过分集中，就可能会乾纲独断、惟领导意志行事，下面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就可能发挥不出来，就可能破坏法治。其实，这种怀疑和担心也是多余的，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强调行政审批权的下放，把权力放到社会、地方、企业。同时，也一直强调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容易做的已经做了，不好做的没做；肉吃完了，要啃骨头了，啃骨头就难一点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各项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既要反既得利益集团，反经济垄断和寡头政治，缩小贫富差距，把阻碍生产力、阻碍人民根本利益、阻碍先进文化的绊脚石移开，又要发扬民主法治，激发活力。现在20%的人拥有80%的财富，中间阶层不占主导，穷的越穷，富得越富。这样下去，总有一天可能就会出事。就是不出事，也会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更为重要的是，应对前所未有的风险、矛盾和问题，攻坚克难，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领导是不可能完成的。三是在党风建设方面，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出台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明确提出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贯彻落实的文件、决定，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向文明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同时，在全党广泛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紧紧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切实加强全体党员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教育，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作为切入点，进一步突出作风建设，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对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切实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四是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颁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持查处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强化权力监督，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畅通人民群众举报和监督渠道，形成了对腐败分子的高压态势。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对于转变作风、从严治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意义重大。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党的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一些党员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依然不同程度存在，还存在一些违法腐败现象，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党群干群矛盾凸显，降低了一些地方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公信力。二是由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经济实力增强、物质极大丰富和生活市场化导致人民群众越来越少地依赖党员干部，人民群众要求限制权力以消除腐败，基层党组织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下降，经济地位的提升也使一部分致富者争取更多的权益，导致一些地方管理起来更难。三是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鼓励激发社会活力，个人资本私有，富人形成的资本逻辑和生活方式消解了传统伦理道德，与党的领导博弈，唯利是图的风尚主导了社会，影响了党政干部和人民群众，更多的人们为之趋之若鹜，同时受封建道德糟粕和宗教影响，使党的领导作用在一些地方客观上出现被弱化现象，甚至一些地方即使领导带头发扬优良作风也效果甚微。四是随着政治、社会、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党政分开、公民社会、治理手段多元化等趋势下，行政强制手段作用越来越被弱化，客观上使一些地方党的领导能力和优势下降。五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不成熟的状态下，脱离生存环境抽象的限制党政干部的权利，客观上造成了当官难、难当官，干部工资待遇低，贫富差距大，有的受市场经济影响，利用自己手中权力以权谋私，特别容易违法犯罪，一些无权的党员干部在社会中缺乏经济基础，也缺乏威信和号召力；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一些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信任程度下降，认为一些党员干部升迁快就是因为跑官买官，会拉关系，腐败现象滋生；如果升迁慢，又认为这个人能力不足，使部分党政干部工作生存状况尴尬。

第二，法治国理政的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多次就依法治国发表重要阐述，提出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方向和基本思路。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里的全面性是指“依法治国”是涉及中国各领域、各方面的一项政治任务。同时，对推进“依法治国”也提出了“时间”要求，就是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时，“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2013年5月，我们党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对于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十八大基础上，把法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的重要内容和手段贯穿其中，并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实现总体目标任务，使依法治国的旗帜更加高扬。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全会首次全面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经验、成就以及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要性、方向、目标、原则、路径、要求、任务，深刻回答了在当今中国建设什么样的法治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比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更全面、更系统、更具体，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法治中国建设的巨大历史贡献。党的十八以来，我们党领导法治建设的进程折射了党和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