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维廉：母亲用英语向全世界播报 中国抗战（2）

“七七事变”后，这一切都变了。

那一年，我在南京市府西街小学念一年级。一天中午放学，突然从天空俯冲下来一架飞机，边飞边扫射。当时，我傻傻地站在学校门口看“热闹”，老师赶紧一把将我抱进屋。从那时起，日机不断空袭。

随着战局变化，中央广播电台也从南京、汉口、长沙、贵阳迁到重庆。不过，电台不允许母亲带着一大家子人跟随撤退，我们只好随着人山人海的难民潮逃难。

从南京到汉口，我们坐的火车。当时坐火车的难民们太多，有的挤不进车厢就爬上车顶，或攀在火车头上……同行的难民见我们家这么多小孩，都非常同情，让我们挤进了车厢。

路上听说前方有敌军，须换乘改线，大家只得下车等候。那时天已黑，许多同行的难民把随身携带的皮箱和包袱堆在站台上围成一圈，让我们小孩躲在里面，既可以挡风御寒，也可以防止小孩走失。我们一家算是在“南京大屠杀”之前逃出的，后来我们听说南京沦陷，还没来得及撤退的百姓都被屠杀。

1938年，我们从贵阳乘汽车到宜昌，再坐小船几经辗转才到了重庆。

在重庆亲历大轰炸

刚到重庆时，我们住在两路口的一家小旅馆。后来，父亲租下了一栋在小山坡上建造的二层土楼房楼下两间套房，地址是“枣子岚垭下罗家湾36号”。

房子虽不大，却让我们又一次有了家的感觉。站在我家所在的小山坡上，可以看见对面山上空袭警报的信号灯笼，附近还有防空洞可以躲避轰炸。

1940年的一天，空袭警报响起，父母先拿起皮箱和行李，放进防空洞里，然后拉着我们躲进去。不一会儿，我们就听见日机逼近的声音，父母赶紧让我们张大嘴、捂住耳。紧接着便听到外面炸弹爆炸的轰轰巨响，地动山摇间耳朵似乎都被炸聋了，随着冲击波冲进防空洞里的石灰粉尘也沾满全身。

一个多小时后，警报解除。我们走出防空洞时，二层土楼房消失了，好在我们租住的两间套房紧靠山脚，还剩下了断壁残垣和倒塌的楼板，这已经算非常幸运了。这场轰炸之后，房东回乡下老家躲避战乱。我们在重庆无亲无故，只能就地利用倒塌房屋的废砖和木头，以及买来的稻草搭建起临时住房勉强栖身。

那时，父亲在小山坡上开荒种粮种菜，还在家里养了鸡鸭羊，进行生产自救。不过，住在草屋之中也有很多不便。没有电灯，就用灯芯草插在菜籽油里点燃照明；没有饮用水，就去挑自来水喝，打井水洗衣服、做卫生；遇上下雨天就只有在家撑雨伞。

每逢日机来袭，我们就躲进防空洞里，日机一走，我们小孩就喜欢往炸弹坑里跑，到处去捡炸弹片。把弹片卖给收破烂的，这些钱就可以作为我们平日的零花钱。

外公在加拿大也能听到母亲的播报

母亲是电台的英语播音员，由于和国外有时差，她总是晚上上班。

1940年至1942年，我读小学三至五年级。每天傍晚，母亲都要我陪她一起步行去位于上清寺的广播大厦上班。她会先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默读播音稿，而我则在旁边温书做作业。

在母亲的播音生涯中，她曾向全世界播报过很多重大事件，包括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湘西会战等重要战役，日寇在中国烧杀奸淫抢掠和对重庆无辜平民狂轰滥炸的罪行，以及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等等。

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在每次结束播音时，总要在最后播报一句：“This is the broadcasting Helen Liu in Chungking（这是来自刘海崙在重庆的播音）”。

那些年，母亲经常收到世界各地听众寄来的信件，他们赞扬母亲对中国人民抗战的报道。远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外公还打来越洋电话告诉母亲，他们收听到了女儿的播音，加拿大华侨既担心战局又备受鼓舞，并表示华侨极力支持祖国抗战。

1947年夏，我们一家离开生活了8年多的重庆，两年后，母亲又带着我们回到福州生活。虽然离开了重庆几十年，直到2013年9月，我再次回重庆时，那种亲切感依然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