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玉芳：思想政治工作的“三个一”（5）

    1.说服法

说服法，注意！不是说教法。什么是说服？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在这10个字的要素下面，我们再看看要注意哪几个方面的问题。根据个人体会以及调研结果，我觉得有四小点要注意，实际上也是对这个方法的一种解读。

第一，用事实说话。摆事实，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的口号就是“用事实说话”。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所以，我们讲理要有证据，要弄清事实真相。

我们做思政工作，有群体思政和个体思政。群体思政工作，比如说开会、上课、做报告，现在有人说我们现在老是念文件，好像思政工作就是念文件。我们做群体的思政工作，有时候就容易回避矛盾，对当前的一些事实无法解释。正面的事实好说。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这个是有目共睹的，这个事实大家都不回避。但是还有一些负面的事实，比如说腐败问题，社会不公正不平等问题……这些问题说来说去就成了发牢骚了，开牢骚会了，那么干脆就不说了，回避了，还是念文件吧。那么，这还得坚持原则，用事实说话，包括负面事实，我们要善于分析。比如现在的腐败问题，我们就要有一个历史的眼光，就是用事讲理，面对事实，要会分析，要讲清道理。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历史过程，现在中国正在发展市场经济，完全走完了吗？没有，所以现在还有双轨并存。而双轨并存，就使腐败还有机会，法治还不够完善，所以我们正做着大量的工作，严肃党纪国法，但是它是个过程，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历史的眼光，不能因为腐败问题就动摇我们对事物、对发展的看法，我们总得坚信将来是美好的，历史永远是进步的。至少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问题都暴露在阳光之下，我们的媒体这么发达，还有互联网、微信，有些问题实际形成了全民监督，这就是进步。所以，对一些负面的东西，我们要承认它的存在，另外也要做一些分析。所以，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要偷懒。念报纸、念文件，这是偷懒的办法。做群众的思政工作，就是要基于事实，要对事实进行分析，这样形成正能量，大家才有信心、有信仰。这个信仰具有精神价值，它是对未来一种很好的判断。

对于个体思政工作，那也是一个道理，要用事实说话，不能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凭主观印象主观臆断。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什么叫事实？对这个事实，能不能把握住？这不是我说能把握就能把握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德国哥廷根召开了一次会议，40名号称观察力敏锐的心理学家讨论人的观察能力准确程度的问题，在讨论过程当中，突然一个白人冲进会场，后面一个黑人手持把短枪紧追而入，两个人在现场搏斗了20秒，外面一声枪响，两个人跑出去了，又追出去了。之后，会议主持人要求40位心理学家拿出纸和笔，把刚才亲眼目击的记下来。结果，没有一个完全正确。错误率为10%的，只有一个人，错误率为20%的有14个人，错误率为40%到50%的有12个人，错误率为50%以上的有13个人。错误是五花八门，比如说黑人本来是光着头，有人写他戴着帽子；黑人拿的是一把短枪，有人写的是拿着一把长枪；黑人穿的是黑色的衣服，有人写的穿的是红色的、棕色的。为什么会是这么一个结果呢？不可能啊，我亲眼所见啊。这就说明眼见不一定为实。因为客观事物的发生是一回事，人有主观环节，经过眼、耳、鼻等主观环节反映，往往就变形了，存在一定误差。    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提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把握、对事实真相的把握，由于存在着主观因素，绝对不可能100%正确，可能有误差、有变形。我们的认识问题，把握事物，力求接近事实，而不能完全把握事实。人的观察力实际上是有限的，受种种主观条件的限制，很多事情眼见都不一定为实，更何况我们对有些问题还要分析、归纳、综合、判断，不够谨慎，主观性强，就可能离事实更远。所以，我们要尽量摆脱主观性。

在这个问题上，孔子说过的一段话，可以说是对80年代中期这个实验的一个注解。他说：“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所信者目也”，就是我是亲眼所见，还错得了吗？那不一定。“所恃者心也”，我判断就是这样，那也不一定是准确的。他为什么说这样一段话？也出自他的一个感慨。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境遇有时候也挺糟糕，吃不上饭。有一次，他的弟子颜回好不容易弄到一些米，蒸了一锅饭，大家要分这盆饭，结果孔子发现颜回把手伸到锅里，抓了一把饭塞到嘴里头。孔子很不满，就批评颜回说，虽然我们现在都很饿，但是我们应该先敬祖宗，你不能先把这个饭塞到自己嘴里。颜回说，这个饭不能敬祖宗，因为刚才房梁上掉下一些灰，落到了锅里，饭被污染了，我把被污染的饭抓出来吃了，但是这个饭已经被污染了。孔子一开始的判断是什么呀？颜回是多吃，先吃，这是亲眼所见，错不了，但是事实不是这么回事。这就是我们说的事实和我们所见的往往不是一回事。于是，他发出了上述感慨。

结合德国的那场实验，两个事例都说明实事求是很不容易。用事实说话，一定要把握住事实真相，不能凭个人好恶，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这样有了事实，才能摆事实、讲道理。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问题。

第二个要注意的问题，就是教育内容要适当。教育内容要适当，不能多，不能狂轰乱炸，而且要把握分寸和火候，避免教育过度引起的逆反。我在这儿也举个例子。美国大作家马克·吐温曾经写过自己的一段经历。有一次，他到教堂去听牧师布道，他觉得这牧师讲得特别好，准备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然后，这个牧师没有见好就收，还在喋喋不休，马克·吐温就有点烦了，准备只捐一部分；到后来，牧师没完没了，马克·吐温决定一分钱都不捐了。到最后，牧师终于讲完了，马克·吐温由于愤怒，不仅一分钱没捐，还从别人捐钱的那个盘里，抓走了一把。这就是过度教育，没有掌握分寸，引起了逆反。所以，我们做工作也是这样，要给人留有思考的空间，不能把话说得太满、太多，说起来没完，最后他就逆反了，你说得再正确，他也听不进去了，甚至愤怒。这就是我们说的内容要适当，把握分寸和火候，避免教育过度引起的逆反。

第三个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说话要实在。说话要实在，就是话风要朴实。我们现在讲什么都有风，党风、政风、学风，说话也有风气问题。朴实是话风最好的境界，切忌说空话、大话、过头的话、压人的话、刺人（讽刺）的话，当然更不能说假话。习近平同志在当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针对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一段话说得特别准确。他说，有的领导干部不会说话，出现了“失语”的状态。他概括了一下，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体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那种比较朴实的、与老百姓聊天的话，不会说。比如去看望人家，送一袋米、送一桶油，然后就是一些套话，再往后拉家常不会了，不善于和人打成一片。我们今天学一点西方的东西，明天学一点现代的东西，听着都挺有道理，但是我们自己该做的、该做好的一些工作，关心人、尊重人、理解人，善于和人沟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却不会了。习近平同志说，“要群众信任，决不仅仅靠权力，更主要的是靠你的人格魅力和工作能力，靠你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和本领。”光靠权力拍板，以为有权威，以为很硬气，实际上有时候是压而不服，口服心不服，这种后果可能在后面会呈现出来。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过去，有些老书记很会做群众工作。我们过去曾经交流的时候，有一个北京起重机厂的老党委书记，他就说要善于和各种人打交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他说，我到车间去和工人打交道，我就得和他们能沟通，不能文绉绉的。你文绉绉的，他听了觉得你酸溜溜的，觉得你跟他就不能打成一片。我到科室去，和技术员打交道，我说话就得有点内行，要不他觉得我是外行领导内行，说我不懂业务、不懂技术。当然，这需要我们积累、学习。而且要关注一个问题：你的语言从哪儿来？这是咱们下面讲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