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狄马加：诗人的公众角色与诗歌在当下现实中的作用（3）

二、诗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双重角色或多重角色

诗人在社会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严格地说，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我想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诗人都会有一个角色的选择问题，或者说，是社会或者公众对他的角色的一种定位。在原始社会时期，也可以说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时期，根据我的阅读经验，那个时候的诗人，其身份应该都是和部落酋长或者说祭司的身份统一在一起的。“诗人”就是“祭司”，而掌管最高宗教仪式的“酋长”，从某种意义而言也是“诗人”，他们都是在用神秘的语言连接着人与神灵世界的通道，在原始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具有“祭司”和“诗人”双重身份的他们的地位都是显赫崇高的。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当原始社会解体后，奴隶社会开始建立之时，诗人个体的名字才开始逐步出现。我们知道的埃及的《亡灵书》、印度的《吠陀》、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甚至包括古希伯莱的《旧约》，也都是无名氏的作品，有些对此感兴趣的学者进行过考证，但也无法真正确定它们的作者是谁。只有到了公元前9世纪至前8世纪的史诗时代，相传才有希腊盲诗人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传世，在中国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伟大的诗篇《楚辞》才被标有屈原的名字而闻名于世。从严格的意义来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诗人的公众角色都不是单一的，我曾经想过，诗人这样一个称谓，为什么和别的称谓不一样呢？特别是在中国语言中，据说在不少的外国语言中，也有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对诗人的命名，直接和人的属性联系在了一起。写作的人很多，作家、记者等等，但只有诗人才被命名为“写诗之人”，这一点很有意思。我们翻看中国和外国文学史，除了在古希腊时期王宫里设有宫廷诗人一职，比如诗人阿那克里翁、伊比科斯、西摩尼得斯、巴克基利德斯、品达罗斯等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宫廷诗人，但更多的诗人，诸如梭伦、泰奥格尼斯等，却大多是执政者和世袭贵族，只有在那样一个时期诗人的身份才被定位为仅仅是“赞颂者”和“诗人”，而在此后的漫长历史中，特别是就近现代社会而言，其实很少有我们认为的现代意义上的所谓“专业”的诗人，许多诗人的“诗人角色”和他的别的社会角色，其实也是在不断地转化着的，李白是这样，杜甫是这样，苏东坡是这样，他们都或长或短地担任过朝廷的命官，这样的例子太多。

德国诗人歌德、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等等，他们除了诗人的身份之外，也还承担过别的社会角色，当然像歌德那样最后成为宫廷诗人的，在后来的西方社会中也是不多见的。在现在的英国，还保留着对桂冠诗人任命的传统，美国国会图书馆每几年也要任命它的桂冠诗人，这些并不能说明诗人的社会角色只能是一个角色，据我所知，当代最伟大的诗人群体中，很少有人是靠诗歌写作来养活自己的，而他们绝大部分都有着自己的其他职业，有的是教授，有的是医生，有的是新闻记者，有的是出版工作者，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诗人”的身份已经不再是一个职业或者说行业身份的体现，它更像是一种精神文化代表的称谓。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或者时间再往上溯百余年的历史以来，作家、记者却还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职业，他们其中有不少人就是靠文字养活了自己的，特别是一些通俗文学的作家。但从整体上讲，诗人却不是，如果有，也是微乎其微的特例。

在现代的伟大诗人中，许多人的身上都兼有双重的角色，法国现代派大诗人阿拉贡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就很长时间担任过法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智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就曾经参加过智利总统竞选，后来又长期担任过驻外大使；塞内加尔大诗人桑戈尔，是塞内加尔开国之父，曾长期担任塞内加尔总统；马提尼克伟大诗人埃梅·塞泽尔，作为政治家也曾长期担任政府要职。举例说这些，很重要的一点，我是想说明一个许多人都很关心的问题，就是诗人的社会角色绝不是单一的，特别是在今天的现代社会。就我个人而言，我在现实生活中，就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国内的一些记者只要采访我，总是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包括一些西方的记者，也曾给我提出过类似的问题，他们总认为诗人的思维和政治人物的思维是不可调和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告诉过他们，不是所有的杰出诗人都能从事政治，同样也不是所有的政治人物都能成为杰出的诗人，但在一部分人身上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点没有什么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