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劲：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8）

（三）“现代化”：法治的中国目标

“现代化”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人类历史进程，它是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过程。”这一语词大体上产生于西方工业化取得绝对性主导地位之后，由此出现了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的两分，其早期的基本指涉就是“工业化”或“西方化”。时至今日，“现代化”已经发展为一个更为广延的概念，不同的学者从政治标准、经济发展水平、人文素养、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等方面不断丰盈其意义。它既是国家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也是人的现代化；它既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也是社会制度、政治文明的现代化。

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的提出和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背景相关。摆脱亡国灭种的威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现代化的最初动机。历史的光荣、近代的屈辱和今天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焦灼交织在一起，要“迎头赶上”，就不能慢慢地等待水到渠成，而必须具有较强的“规划性”和某种“加速度”的机制和能力。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具有以下显明特征：第一，中国现代化的目标首先是“国家的”现代化；第二，中国现代化的方式是“规划的”现代化；第三，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加速的”现代化。

因此，“现代化”构成了中国法治话语的大背景、大前提。“法治”本身也只能在服务于现代化的命题下获得安放。这一点在官方层面可能看得更为清晰。从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代化阶段目标，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然后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治国”。从这一逻辑时序来看，“法治”是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方式而提出的。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现代化的阶段目标。因此，思考“法治”，需要将“法治”的目标纳入“现代化”这一大目标下才可能获得认知。从三个方面具体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