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庭华：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7）

毛泽东同志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取得最大成就者。周恩来同志在《学习毛泽东》中说：“毛主席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我们现在读毛泽东同志的书很过瘾，他把理论搞得很接地气，把复杂的理论搞得通俗化、大众化。美国学者施拉姆在《毛泽东》一书中认为，毛泽东有关“阐述共产主义的著作，善于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富于文采，从而使共产主义非常通俗易懂而易于为他的同胞所接受”，包括他的作战原则，比如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等，引用了许多弱者战胜强者的典故。除了历史典故以外，他甚至从《水浒传》等经典文学著作中汲取了经验。

美国著名学者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的后半生》中说，毛泽东最大的成果就是把中国古代已有的“‘共产主义思想’——大同世界的思想，同产生于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毛泽东使马克思主义脱离了欧洲血统，使他获得了在中国的出生证。毛泽东迫使西方人认清自己的力量，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使马克思主义脱离了欧洲血统，在中国获得了出生证，这种比喻太生动了，实际上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另外，毛泽东同志说过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些话都很接地气。他的生动语句俯拾皆是，比如把帝国主义、官僚主义、资本主义说成“三座大山”。他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在红军反“围剿”作战中，提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诱敌深入”的指导原则等。抗战时期，提出“持久战”“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提出16字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到现在我党我军仍在沿用毛泽东同志的这种原则。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些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原则，又中国化的语言，把高深复杂的政治、军事理论变得生动简明，让没有文化的人都容易记住，这就是高手。

在军队建设方面，毛泽东同志提出“三大任务”：战争队、工作队、生产队；“三大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三大民主”：政治、经济、军事民主，毛主席这些话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简化、提炼出来，使深奥的理论通俗化、大众化。尼克松曾这样评价：“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基辛格也曾评价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毛泽东几乎从来不一个人独白，这同我认识的所有其他政治领袖相反。他也不像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记诵而装作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之中夹带出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找机会插几句时而富有哲理、时而冷嘲热讽的话”。毛泽东同志确实是这样的。

离开中国的特点谈马克思主义，只是空洞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所以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让中国广大老百姓喜闻乐见，有中国的气派、中国的作风，要接地气，最好是用大白话讲深刻的道理。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借鉴和应用，他曾说过：“我最大的爱好是读书。”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史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是对传统文化定义、内涵和意义最为全面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