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2020年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4）

大企业面临的主要成本因素有三个：一是用能成本，二是租金成本，三是用工成本。中央和国务院对上述三个成本都作出过相应的针对性安排和要求。

虽然我们在各方面都做了良好的政策准备，但是在总体防范中还是没有防住“猪”的价格的快速上涨以及所带来的压力和风险问题。猪价的快速上行，从而带动其他的肉禽蛋奶的价格上行，导致了生活成本的提高，加剧了2020年用工成本。于是，在表面上看是成本推进性通胀，但是实际上企业的着力点往往不是降低成本，而是传导价格，因为整个产业链上的每一个企业都不容易，所以，企业更加愿意通过传导价格的方式让整个产业链上的企业都活得轻松一点。

那么，在这种体系下，就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化解和解决变得更为棘手。另外，当前的通胀问题如果除掉猪的因素，实际上表现出了通货紧缩的特征。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中国的M2是GDP的2.2倍左右，而M2是GDP的2.2倍的时候，不应该出现通货紧缩的特征，之所以表现出了通货紧缩的特征，说明在现有的经济结构中，存在比较典型的结构性失衡，面对这种结构性失衡，我们要解决的是失衡本身，而不是基于失衡继续投放大规模的货币。

还应该注意的是，如果调整了房地产市场，资金一旦从房地产市场外流，则会伴随着货币周转速度的提高，随着货币周转速度的提高则相应地会带来价格指数的增长，进而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和风险。因此，在房地产调控的同时，还要大力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包括股权市场、债权市场的建立和发展，这样可以使我们的资金一方面有效地恢复应有的周转速度，发挥其流动性的职能。另一方面，使它能够有效地流入实体经济，从而有效地平抑通货膨胀的风险，并为中国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和支撑。

第二个结构性问题是产业结构。近年来，中国新兴了一大批产业，比如，人工智能、3D打印等。但是，上述的新兴产业与存量产业、传统产业、主导产业的结合度并不高。这就使得新兴产业的带动力、传导力都有不足。

第三个结构性问题是区域结构。在总体的运行中，城市群的理念仍未得到完全有效地贯彻，我们要将城市群向下推进，要强化城市之间的联动性、互补性。每一个城市不要求成为全功能型城市，但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联、互补、相关的效应，却可以使城市之间形成良好的带动效应和互补关系，使得整个城市群是完整的、有效的，使整个城市群的运行与需求、要素配置、经济发展是高度匹配的。

此外，在区域的发展结构中，还要形成先进地区对落后地区的相关带动，这种带动可以通过辐射效应来发展，也可以通过要素的流动效应来发展，还可以通过制度的复制效应来发展。在上述领域，应以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核心的载体，探索上述的辐射效应。

第三个结构性问题是城乡结构。大家知道，随着我国消除绝对贫困以及推进新兴城镇化发展的不断推进，城乡二元结构得到了良好改善，但是从现状来看，依然存在城乡之间结构上的三大不足：第一大不足是要素流向。虽然现在的城市要素反向流入农村的情况屡见不鲜，但是，对比农村优质要素流入城市的情况来看，城市的反向流入仍然显得微不足道。这需要进一步放宽中国省会等以下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管理，使得要素能够根据自身生产专长、专业性来实现城乡之间的有效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