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涛：古都北京的水脉与文脉（10）

四、越演愈烈的水灾与积重难返的水荒——水与城市的辩证关系

在北京的历史当中，水和城市的关系中有一个突出矛盾，就是愈演愈烈的水灾与积重难返的水荒。到了明清以后，这个矛盾日益突出。明清以来，城市规模的突破性发展导致人口数量剧增和周边地区农业深度开发，北京地区的许多自然水体和水环境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水资源的供求关系由原来的相对平衡，转向失衡。具体表现是什么呢？第一，水旱灾害频仍。第二，北京城市水源的供给产生困难。因而解决防洪和缺水问题的水利工程，被人们更多地关注和依赖。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有一个情节：康熙将“河务、漕运和三藩”列为朝廷的头等大事，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夙夜不忘。第三，水环境恶化。清朝以后，北京的很多水井有了甜水井和苦水井之分。关于北京水井的咸涩，也屡屡见之于清朝以后的文献和文人的笔记。

缺水问题对北京城市的形态布局、社会生活，以及发展方向都产生深刻的影响。比如郭守敬修通惠河，他已经开始琢磨着从西北，甚至正北找水源，这为后人解决北京水源的空间布局的产生了很大的启发。我们现在的京密引水渠，引的是潮白河的水源，怎么引过来？不是直接从东北向南进入城里，而是要绕一个大弯。京密引水渠是顺着郭守敬最初设计的路线走，它作为主干道，把周边的“毛细血管”连接起来了。

越是干旱缺水的时候，越是容易伴随大水灾的发生。清代水灾发展趋势的曲线和旱灾发展曲线也是基本一致的。它们都基于同一个原因，就是雨水在季节和空间上的分配不均，再加上长期的干旱，导致土壤疏松沙化，河流的含沙量增大，增加了水土流失、河道淤塞、堤坝溃决等一系列隐患的发生概率。这一点突出表现在永定河。金元以后，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建设程度的加深，永定河中上游的森林植被被破坏，有名言叫“大都出，西山兀”，意思是元大都城建立了，但是西山变得光秃秃的。在元代以前，大片的原始森林常见于永定河上游地区，但是到了明代永乐年间修北京城的时候，巨大的木头得到南方去找，说明北京周边大木头已经没了，这是一个很直观的说明。

不仅永定河，大运河的水源也出现了严重短缺。这些都昭示着北京水系变迁和城市发展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需要不断地进行水利开发，以满足它不断扩大的需求。早期，开发永定河引水灌溉；中期，改造高梁河水系，让它为都城特殊的布局服务。另一方面，历朝历代持续不断地水利开发和城市建设，又不断改变着它的水源状况和原本的自然风貌。文脉随着水脉而兴，而水脉又被政治所左右。它的自然风貌属性，也在不断被政治、文化、社会等因素所改变。除了气候变迁等客观因素以外，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城市的超载发展和周边地区森林植被被人为破坏等因素都是导致水荒的重要原因。比如关于人与水争地问题，乾隆有一首诗，大意为：我也知道你是一条有天性的河，你也想自由流动。但是你的周边都是村庄、田地，如果我让你自由流动，我的人民吃什么？我的人民往哪去？可见，乾隆当时也意识到了人与水争地的问题。城市、农业的用地占据了大量原本属于水的河道、湿地和湖泊。为杜绝水患而约束河流的自然延伸、实行管道式的管理，切断了河流的立体循环；为了漕运而将所有水源“赶尽杀绝”、切断水源的“毛细血管”，这些行为给河流的生态造成了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北京城市水环境变迁的问题已经脱离了自然界沧海桑田的自然规律，它对于北京城的进程更具有文化上的意义。在人类有意图、有规划的改造中，北京城市水系成了完全符合其城市性质和功能的文化构架，不再是单纯的城市环境基础，更多地体现着城市发展的结果。回顾水与北京城的历史可以吸取很多的经验教训：丰沛的水源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而城市的发展又深度地改变了原来的水环境，切断了本地水资源的再生循环系统。重视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正确把握城市与水的互动关系，对于今后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和人口的增加，水源涵养及供给的范围相应扩大。近现代北京城市水系的改造也已经拓展到东北方向，引入了潮白河的水源。现在我们的思路进一步拓宽了，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和其地位的上升，我们已经把北京水源的地域调配范围扩大到南水北调，这就联想到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也就说，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简单地考虑经济因素，还有生态涵养、空间划分的综合性考虑。我们一定要充分珍惜南水北调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两大利好，为北京的水源开辟出广阔空间：一是要在河北的张家口、承德，在北京河流的上源地区建设水源涵养带；二是要把南边调来的水用来恢复湿地、河流和植被，以水养水。总之，要使北京走出水的困境，必须保护好水源地的自然风貌，重视水的生态功能，合理利用，减少“超载”，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答案。